刘俞廷，（1989—），四川资阳人，山东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辞赋学。现为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 要：“粗茶淡饭”在北宋前期便广受推崇，对北宋前期士绅阶层以及南宋部分士人具有深广影响。从历史传统追溯，孔子有“君子食无求饱”的倡导。宋人的“粗茶淡饭”，具体指食材简单易得、制作和烹饪方式较为随意的日常饮食，其实质则是不看重物质财富，力求通过减少物质欲望来解脱内心，从而获取某种内在超越性。这种追求源于宋代士绅阶层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士大夫倡导对物质财富采取节俭的态度，这为倡导“粗茶淡饭”式生活创造了客观条件。作为文化精英阶层，士大夫还赋予“粗茶淡饭”以“雅”的内蕴，使其既满足道德要求又与文人尚雅的情致相统一，从而实现“粗茶淡饭”从道德到审美的升华。

关键词：“粗茶淡饭”；黄庭坚；苏轼；士绅阶层；饮食文化

宋代“士绅阶层”是围绕科举考试而形成的群体，在北宋时期渐次成形，到南宋时期对地方和文化导向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士绅阶层秉持的道德、担当意识以及生活范式对整个社会价值趋向都有重要影响。自北宋前期上层士绅对“粗茶淡饭”的赞扬和身体力行使其不仅在宋代文人士绅中大受欢迎，还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粗茶淡饭”分为“粗茶”和“淡饭”，从字面理解，“粗茶”通常指较粗老的茶叶，与新茶、幼茶相对，口感上较多涩味；“淡饭”一词较早见于王献之笔下，提及“若献之弊于淡饭”^①，指简单的、不甚讲究的饭食。“粗茶淡饭”组合便指简单易得、制作和烹饪方式也较随意的日常饮食。将二者组合起来，首见于黄庭坚《四休导士诗序》中的序言部分：“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②。这是四休居士孙君昉对“四休”的解释，从服食到内在思维都提出了知足常乐的建议，黄庭坚赞叹“此安乐法也。”除了黄庭坚、孙君昉，对闲适平和的追求也屡见于宋代其他文士作品。“粗茶淡饭”式简单生活所代表的“安乐法”，何以在宋代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前大受推崇，从历史传统和宋代社会背景以及士绅阶层属性和好尚诸方面，都可窥见其成因。

黄庭坚用“粗茶淡饭”概括的饮食观展现了一种生活范式，即在面对食物时，仅以简单的饮食维持机体的生存。这种理念溯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孔子的饮食标准。孔子曾将饮食与道德直接相连，孔子曾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③。可谓好学也已”。颜渊较早对这种生活范式进行实践，具体表现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④。孔子非常赞赏“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⑤的生活，不过颜渊的物质条件下箪食瓢饮是不得已而为之。孔子所言“君子食无求饱”针对的正是食饱、居安的阶层，孔子倡议讲求克制，不追求奢侈的饮食用度。而颜渊的日常饮食应该在普通饮食标准以下，所以反而并不需要克制自我的主观欲望。孔子赞赏颜渊的是面对贫乏物质生活的坦然与从容态度，即孔子在与子贡的一次谈话中总结为“贫而乐”。可见孔子的倡议并不是从节俭出发，而是基于在贫困物质生活中的精神追求。

不过做到颜回之乐确实有困难，要在物质困境中展现对精神层面的关注，不止“饥者歌其食”。于士大夫而言，通过晋升仕途而实现自我价值是终生追求。出仕便意味着获得俸禄，所以除了年幼时的家贫之外，成年后仍贫穷者，常与不得志相联系。不同时代有所差异，如扬雄言“人皆稻梁，我独藜飧”，其中难免怀才不遇之叹；书写沉沦下僚不得志在魏晋时左思等人笔下比较明显，但左思的激愤主要在“穷”而不在“贫”，所以颜渊式的从容淡定无从谈起；束皙《饼赋》等作品虽特意刻画贫穷时期的饮食生活，但由于是回忆性质，所以偏向平静写实。

真正在孔颜之乐饮食观念上再次跟进和发展的是陶渊明，其物质生活变化源于自主地作了不同于主流的人生选择，心境上的差异映射到文学书写中，简单饮食被描写得别有风味，如“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⑥；“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⑦；“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⑧等等。陶渊明诗文中对饮食题材的贡献在于，“如果说‘饥者歌其食’的结果是粗陋悲惨而令人不悦，贵族文学中对饮食的铺张扬厉写法的结果是华侈奢靡而使人厌恶，那么陶诗营构了一个全新的温馨可喜的饮食类意象”⑨。这与宋人饮食书写的追求一致，这使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宋代备受推崇。而唐代书写贫困生活较为明显的是孟郊，只是孟郊笔下的生活充满了寒苦以及身体的病痛，自恋自伤的情绪浓郁，虽“贫”，但却并不“乐”。到宋型文化滥觞的中晚唐时期，文学作品中刻画贫乏物质生活时，涉及到了另一个主题：“安贫乐道”。这一点在辞赋中尤为明显，“贫”与“道”相结合展现了为坚守自我而放弃物质财富，并对贫乏安然处之的理念。王棨在《贫赋》中将这种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赋中虚拟了栖居上京的宏节先生，其日常生活，“载渴以载饥”，“无衣而无褐”，“其居也，满榻凝尘，侵阶碧草。衡门度日以常掩，环堵终年而不扫”。虽身处困顿，但宏节先生却“未尝挫念”“终自怡情”“寂寞一瓢，深味颜回之道”。在回答他人问“何道而自若，复何心而宴然”两个问题时，宏节先生的回答是：

子不闻蜀郡长卿，汉朝东郭。器虽涤以无愧，履任穿而自乐。盖以顺理居常，冥心处约。当年虽则羁旅，终岁曾无陨获。又不闻前惟曾子，后有袁安。或蒸梨而取饱，或卧雪以忘寒。斯亦性善居易，情无怨难。不汲汲以苟进，岂孜孜而妄干。尽能一荣枯，齐得失。顾终窭以非病，纵屡空而何恤。是以原宪匡坐而不忧，启期行歌而自逸。况乎否穷则泰，屈久则伸。负薪者荣于汉，鬻畚者相于秦。更闻杨素之言，未能图富；苟有陈平之美，安得长贫。⑩

很明显王棨这篇赋通过拟托宏节先生的生存境遇，来表明其对待贫穷生活的态度。这与束皙在《饼赋》中对贫穷生活的实写不同，《贫赋》中贫穷生活成了恪守自我的表象，与道德节操相联系，改变了前代对物质贫乏的看法。陆龟蒙的《杞菊赋》和《幽居赋》中也有相似观点，同样作为隐者的陆龟蒙被问及“何自苦如此？”其回答为“我几年来忍饥诵经，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耶？”⑪所以主动放弃通往富贵的道路而坚守贫穷，除了表明自己要追随自我、待时而动之外，还有不与现实中“屠沽儿”为伍的清高之气，这一层便与“贤”相关涉。

尽管中晚唐时期很多以隐居为名展示“贫”的人，并不都是真的物质匮乏，但因此时“贤”的标准有所变化，故选取“贫”来标榜“贤”。这一时期士人理想从安邦治国、兼济天下转向了陋巷不改其乐，或者退而求其次选择中和之道——“吏隐”，达成此目标的谢朓于是成了大历时代诗人的偶像，文风从尚建安风骨转而学习谢朓，其中自我保全意味不言自明。但在不再高呼寻求功成名就的时代中，要展现士人风貌，体现士人的“贤”，评判标准就从外界成就转向了内心操守，轻视物质重精神成了最简明的路径。虽然王棨和陆龟蒙等人本身的物质生活无虞，但这种标榜本身体现的正是对“贤”的追求，因此吃素、饮食尚简等开始与道德相联系。自中唐起，诗文中表明自己甘于蔬食的创作也越来越多，即使“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底涎出”⑫的白居易也曾言“止于适吾口，何必饫腥膻”⑬。这在唐代前期作品中较少见，但到“粗茶淡饭”观念受到推广和认可的宋型文化中便成了常态。

宋人所言“粗茶淡饭”是相对概念，既非贫寒人家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也非钟鸣鼎食之家的山珍海味。北宋前期士人出身贫寒或家道中落致使幼时生活艰辛者众多，欧阳修、宋祁、曾巩、陈师道等人都是如此，如吕蒙正曾无钱买瓜，功成名就后建亭，“以‘饐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⑭范仲淹求学时“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薤十数茎，酢汁半盂”⑮，“断齑画粥”维持生命，这类事例被广为传颂。宋人选取赤贫时期的生活进行书写时，多为肯定通过寒窗苦读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奋斗，具有忆苦思甜、训示世人和后人的意味。而宋人诗文中对珍馐美味的大书特书不多，即使自号“老饕”的苏轼，所写的大多是时令简单食材，而如“东坡肉”“东坡羹”等烹饪方式也很简单。从宋人在诗文中的饮食书写来看，食材多水产、时蔬和水果，其中对蟹和笋的关注尤多；另外宋人笔下诸如素羹、豆粥之类的简单饭食书写也多于前朝。这些食材并不是士绅阶层的专属，与唐人笔下可以让“妃子笑”的荔枝，帝王赏赐的樱桃，或是苏合山等展现身份地位的饮食不同，宋人笔下的饮食书写中鲜见以难得之货来展现身份和阶层。

“粗茶淡饭”的生活模式到底表现为怎样的日常生活，通过其他诗文中的书写可以窥探其面貌。最初为苏轼所写的《薄薄酒》，将这种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展现得相当明晰。后来《薄薄酒》在文人中引起群体书写，但从遣词造句到情感价值的趋同性十分明显。所以此处仅选取苏轼和黄庭坚的作品为代表：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⑯（苏轼《薄薄酒》）

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必狐裘。无祸不必受福，甘餐不必食肉。富贵于我如浮云，小者谴诃大戮辱。一身畏首复畏尾，门多宾客饱僮仆。美物必甚恶，厚味生五兵。匹夫怀璧死，百鬼瞰高明。丑妇千秋万岁同室，万金良药不如无疾。薄酒一谈一笑胜茶，万里封侯不如还家。⑰（黄庭坚《薄薄酒》）

在这两首诗中，诗人都没有按照世俗既定标准判断日常生活，反而对自身奋斗和世俗成功标准进行了消解，代之以“粗”“淡”“薄”的生活模式。虽然食物的品质和味道并不算上乘，衣物布料粗糙，妻妾也非貌美贤良，却依然觉得安心自足。《薄薄酒》体现的是世俗生活带来的踏实感和文人对此产生的眷恋之情，倡导珍惜最平常易得的事物，远离贪念、争斗，从而使内心倾向平和闲适。

辞赋中居类赋或“园类赋”专门书写日常生活，如晏殊在《中园赋》中写日常生活，“窈蔼郊园，扶疏町畦，鲜巾组以遨游，饬壶觞而宴嬉。幼子蓬鬓，孺人布衣，啸傲蘅畹，留连渚湄。或捕雀以承蜩，或摘芳而翫蕤。”⑱。物产类主要是水果、蔬菜、鲜花，而在写到宾朋来访时，设宴款待着重写了各式游戏，宴席只概括为“载埽危榭，爰张宴豆。蒙山骑火之茗，豫北酿花之酎”，晏殊将宴席中的具体食物省略，一方面如果再写蔬食会与前文重复，另一方面写山珍海味明显不符合晏殊“庶乐育於嘉运，契哲人之养正”的追求。宋人有意识地选取清简雅致的食物进入文学书写之中。当然文化中追求“粗茶淡饭”和现实中追求山珍海味并不矛盾，如“饐瓜”的吕蒙正退休后，不仅在洛阳建有庭院，还“日与亲旧宴会”通过其他士绅阶层关于现实生活中家庭饮食日常记载和诗文书写，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很明显。如黄庭坚《跛奚移文》中要求跛奚完成的炊饮事项，表明了事实上士绅阶层日常饮食比较丰富。虽然这是一篇谐谑文，但作为仆役需要承担的职责当比较写实，与晏殊等人笔下清雅的果蔬、水产相比，生活气息浓郁得多：

晨入庖舍，涤鎗瀹釜，料简蔬茹，留精黜粗。脔肉法欲方，鱠鱼法欲长。起溲如截肪，煮饼深注汤。和糜勿投酰，齑臼晚用姜。葱渫不欲焦，旋菹不欲黄。饭不欲着牙，扬盆勿驻沙。进火守烓，水沃沸鼎。斟酌芗芼，生熟必告。⑲

文学书写中的饮食生活不同于现实饮食，这与文人价值认同以及精神审美追求而造成的视角选取差异有关。辞赋中对甘脆肥醲的否定在枚乘《七发》中便明确下来，饮食在极力铺排之后都会走向被否定。北宋前期对清简的看重使诗文中鲜见着笔于甘脆肥醲，南宋洪咨夔在《老圃赋》中以“翁”和“儿”的对话分别书写了甘脆肥醲和“粗茶淡饭”式饮食，洪咨夔明显受到“粗茶淡饭”观影响，除了否定前者，更讲求“饱饭蔬食而乐”。翁赞叹各式珍馐，如“织翠屠苏，殷红氍毹，淋漓觞学，轰历钟竿，猩唇豹胎之鼎，素鼋紫驼之厨”，被儿的回复所否定：“玉糁得坡老而重，银茄为涪翁而妍。与其见赏于肉食之鄙，孰若托名于摔茹之贤。盖穷患絝名之不立，而不患并日之食粥。……苟道义之信，饱饭蔬食而乐焉”⑳。苏轼、黄庭坚等人为简单的玉糁、银茄增加了文化内蕴，乃至洪咨夔将蔬食上升到与“道义”相辅相成。现实与文学书写的饮食差异，正体现了文人在饮食文化和生活范式塑造中尚精神轻物质的倾向。

宋前饮食活动的文学书写常与其他娱乐活动密切相关，彼此杂糅，有时是大型公众活动中的一部分，如田猎、山野祭祀等；在各类宴会，乐舞表演更是必不可少。魏晋时期起，饮食与礼制分离，主题从展现礼制到描写日常生活。等到了宋人笔下，食物从公共性、交际性事物变得更具有个人性质，并且与内心修为乃至道德追求相融合。“粗茶淡饭”的尚简特质，使宋人笔下的饮食有将饮食复归饮食本身的趋向，如苏轼的辞赋中专门书写饮食的篇章就包括《后杞菊赋》《服胡麻赋》《菜羹赋》《中山松醪赋》《老饕赋》等等。除了《老饕赋》将享受美食与美人的乐舞表演相结合，其余各式都是享受“粗茶淡饭”式简单食物本身，在这种享受和喜悦中，其他人的参与无足轻重。

饮食书写从礼制到日常再到个人活动乃至心理诉求，士大夫追求个人内心平衡与安宁，“粗茶淡饭”正是外在表征之一。提倡“粗”“淡”“薄”的生活形式，其实质是不看重物质财富，克制乃至摒弃物质欲望，力求通过减少物质欲望，解脱自己的内心，从而获取某种内在超越性。对内在超越的寻求是宋代士人阶层的共同追求，不仅在饮食生活和书写中有这种趋向，在其他文学书写中同样如此。士绅阶层对理想人格和精神风貌的追求体现在饮食生活中时，“甘餐不必食肉”的观念应运而生，倡导“粗茶淡饭”便已足够。当然提倡控制口腹之欲，并非此时才有，作为农耕民族，珍惜和节约粮食是题中之义，奢侈浪费的统治阶层容易遭受民众的天然反感，除了西晋等极少数时代大兴奢侈浪费，绝大多数王朝从态度上都杜绝浪费。但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这类观点的表达，并不十分常见，抑或即使有相关创作，也并不受时人重视，陶渊明便是明证。而到宋代，文人的饮食书写自觉尚清简，这种从外部公论、宗教规约到自我内心主动寻求，正是北宋前期士绅阶层自我规约与道德诉求的一个方面，其与士绅阶层的责任担当和人生追求密切相关。

有宋一代士大夫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讲求在其位谋其政。北宋前期一大批士人对此身体力行，尤其在范仲淹的标榜之后已然成为士人风节之一。宋初王禹偁《蔬食示舍弟禹圭并嘉祐》一诗清晰阐释了士大夫身份应如何面对饮食：

吾为士大夫，汝为隶子弟。身未列官常，庶人亦何异。无故不食珍，礼文明所记。……吾闻柳公绰，近代居贵位。每逢水旱年，所食唯一器。丰稔即加笾，列鼎又何愧。且吾官冗散，适为时所弃。汝家本寒贱，自昔无生计。菜茹各须甘，努力度凶岁。㉑

这首诗中的饮食要求并非为了陶冶心灵、超越自我，而是基于现实的规训，重在建立士大夫及其子弟日常行为准则。王禹偁勉励其弟，自身创造的价值要与所获取的地位相当，才能“列鼎又何愧”，并以柳公绰为榜样，凶年时以简单食物度日。“无故不食珍”㉒出自《礼记》，本是对庶人的饮食要求，而王禹偁将其作为“隶子弟”的行为规范之一，这类反思和警戒常见于宋人自述，梅尧臣也说“吾委佩而端冕，服美而食珍，上奉天子，下役蒸民。夫何预于我哉，我亦无愧于兹辰”㉓。王禹偁和范仲淹都作有《贤人不家食赋》，其中的重点也在于“俾造身于禄位，宁退食于丘园”㉔。

如果说王禹偁这首诗意在训示舍弟，那么黄庭坚的《士大夫食时五观》明显是对整个士绅阶层的倡议。黄庭坚结合佛教对僧人进食前的要求，与儒家理念融合，形成士绅阶层的饮食标准：

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此食垦殖收获，舂铠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多。何况屠割生灵，为己滋味?一人之食，十人作劳。家居则食父祖心力所营，虽是己财，亦承馀庆。仕宦则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全此三者，则应受此供。缺则当知愧耻，不敢尽味。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治心养性，先防三过：美食则贪，恶食则嗔，终日食而不知食之所从来则痴。君子食无求饱，离此过也。四正事良药，为疗形苦。五谷五蔬以养人，鱼肉以养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山谷老人曰：礼所教饮食之序，教之末也，食而作观，教之本也。……食时作五观，终食之思也。㉕

对躬耕者而言，开垦播种和收获乃至烹饪都不易；对于继承家产者来说，物质财富是祖辈辛勤积累所来；而对仕宦者来说，俸禄来源于民脂民膏。因此时刻要考虑自己的“德行”，吃食不可犯贪、嗔、痴。选取日常食物时，五谷、五蔬、鱼肉便足矣，山珍海味之类于德行、身份、仁智等皆不可取，追求珍馐美味，便与士人道德和格调不相符。饮食作为生活基本事项，虽从教化角度，是“教之末也”，但这对士大夫的道德规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相较王禹偁的提倡，已从外在行为规范延伸到对内在看法的规劝。

除了道德约束，宋人对自身和家族命运还有深重的忧虑感。宋代士人在获得高官厚禄以后，鲜见称扬丰厚物质生活，这与宋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密切相关。虽然现实中北宋中期、南宋中期以后，士绅阶层俸禄优厚，且普遍生活腐化，但在诗文中，物质生活多置于精神生活之后。宋代士绅阶层流动性增大，功名利禄难长久的警觉常盘桓士人思虑之间，通过奋斗获取的物质财富，随时可能由于宦海浮沉而反复，如王禹偁提及“且吾官冗散，适为时所弃”。司马光的《训俭示康》亦一再言及“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糜……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㉖除了训示家族后人，也有批判当时士风“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之气。深层的内在忧虑让士人常警戒自我和后人，对于物质财富既不能奢侈浪费，也不能过于依赖。

士人道德规约为“粗茶淡饭”式生活的践行提供了现实支撑。宋人居类赋、“园类”赋的关注点有所变化。居类赋多与“闲居”相关，展现闲雅情志，而到宋代除了“闲居”，种放有《端居赋》、吴明辅有《齐居赋》，命名的变化体现关注视角的变迁。《端居赋》不同于以往居类赋中山林田园的闲适趣味，种放作此赋是为解释在“上有明天子、贤执事”的时代，自己却“贫且贱”的原因。赋中毫无怀才不遇的愤懑或自怨自艾，相反认为“予才不迨于往哲，名器敢期于苟得？在得丧不忘于明圣，颠沛必思于正直”㉗，坚定地表明自己的志向和追求：

顾窃位而择肉兮，予诚自羞，寍守道而食芹兮，中心日休。予将息万竞，消百忧，养浩气于蓬茅之下，饮清源于渊黙之流。㉘

关注重点从个人生活的闲适雅静转而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德行。北宋前期士人致力于此，即使有“太平宰相”之称的晏殊，在描写个人闲雅情志的《中园赋》中，开篇便言“在昔公仪，身居鼎轴，念家食之凭厚，斥芳蔬之荐蔌。粤有仲子，坚辞廪禄，率齐体於中野，灌百畦而是足”㉙。所以不论身居高位还是沉沦下僚，甚至身居山野，对自我道德品行的恪守都是士大夫风节的基本要义。这与此前这类赋中生活建立在丰裕物质的保障上有所不同。

“粗茶淡饭”式生活在南宋时期也受到部分士绅的践行，并有所流变，以理学家张栻为代表。张栻不同于种放在“贫且贱”的生活状态中“守道”，其“据方伯之位”，本无物质财富压力，却同样选择看似“贫且贱”者的饮食。在《后杞菊赋》中张栻阐释了原因：

天壤之间，孰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唇豹胎，徒取诡异。山鲜海错，纷纠莫计。苟滋味之或偏，在六腑而成赘。极口腹之所欲，初何出乎一美。惟杞与菊，中和所萃，微劲不苦，滑甘靡滞。非若他蔬，善呕走水。既暸目而安神，复沃若而荡秽。……况于膏粱之习，贫贱则废；隽永之求，不得则恚。兹随寓之必有，虽约居而足恃。殆将与之终身，又可贻夫同志。……石铫瓦碗，啜汁啜虀。㉚

坚持有些苛刻的饮食生活，首先源于张栻认为饮食“淡乃其至”。张栻努力将会引起内心波动的外部条件驱除，所以相较“粗茶淡饭”，饮食乃至简化到“石铫瓦碗，啜汁啜虀”的程度。张栻的生活是有意识地摒弃欲望、冶炼内心，不落入“人欲之私”。但过犹不及，其影响力反而不及北宋前期士绅的倡导。

简而言之，相较此前文人士大夫辞赋中的日常生活书写，北宋前期士绅将前人的闲情逸致、平和宁静沿袭了下来，同时又摒除了贵族式生活内容，转而与简单的物质生活相融合。从外在条件营造的清新幽雅，变成在世俗日常生活中寻求内心的宁静超脱。这种雅不再是高绝尘世的清雅，或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富贵人家的清贵，也非隐居山林人士的清高，相较而言“粗茶淡饭”更具有人间世俗气息。

作为文化精英的宋代士绅阶层，创建和倡议了一套行为模式准则，从人生立意的高远理想到日常生活的茶饭之思，无不囊括其中，而“粗茶淡饭”式饮食生活便是其中之一。对简单物质生活的接受和践行，是为了心灵不受物质条件的束缚，即使身处丰裕的物质条件中也不至于迷失自我，这与颜回的行为有一致性。备受两宋理学家青睐的“孔颜乐处”，“因其指向和悦的心性定止，又以审美性、体贴性、超越性的品格而沟通天地、道德与人生境界”㉛，所以“粗茶淡饭”同样具备了实现这种超越和升华的基础。北宋前期上层士人的警惕和劝诫，对自我道德和生活的要求，影响了中下层士人的生活模式，这不仅是道德层面的规约，更重要的是，上层士人与中下层士人之间上行下效，使得崇简与闲情逸致得以在整个士绅阶层推广开来，并对士绅阶层的风节造成深远影响。

“无故不食珍”的提出，本意于道德要求，到追求“粗茶淡饭”式生活，宋人将饮食要求从道德升华到审美范式，使“粗茶淡饭”具有极简美学的意蕴。从孔子的“克己”到宋代士大夫的怡然自乐，将“粗茶淡饭”和闲情逸致相结合，注重其超越性，以获得内心的解脱和宁静。能够实现这种转变首先与宋代士阶层的物质财富相关，宋代官员的收入较高，宋太宗曾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㉜。所以提倡粗茶淡饭的人群实际拥有食用山珍海味的物质财富基础，不看重物质财富的前提正是建立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所以宋人选取的物质程度是不尚奢华的崇“简”。处于可求奢侈之中而崇“简”，显现的正是对内在品质的诉求。根据宋代不同官位等级的官员收入来看，虽然上层士人的收入丰厚，但普通下层官员待遇则相对低，加之宋代科举取士之门大开，读书人的数量庞大，大量中下层士人势必会对上层士人的行为习惯、艺术创作等，多加关注和模仿，这也是文学中心下移现象产生的原因。“粗茶淡饭”式生活，不论是作为饮食观念还是饮食模式，从不同维度考虑，复刻起来皆毫无压力，因此广大士绅阶层要附庸风雅变得十分容易。同时上层士人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让“粗茶淡饭”式生活具有说服力，如果由“饐瓜”“齑断画粥”时期的吕蒙正们和范仲淹们提出这一观点，是不可能受到社会文化认可和宣扬的，更不要说上升到审美理想的高度。

“粗茶淡饭”与北宋前期士大夫的生活似乎自然相关联，从外在来看，可以塑造清廉、恪守道德的官宦形象，并教化世人；从内在上看，又体现了崇尚简雅闲适的不俗心境，不论是实际效用还是精神追求，“粗茶淡饭”都堪称完美。文化精英所需着力的是将“简”的“粗茶淡饭”赋予“雅”味。对物质的超越在历史悠久的隐士传统那里，本就有淡泊宁静，超脱尘世的含义。这种意味通过“粗茶淡饭”的生活范式，成为士人精神追求的体现，这与精英阶层以雅来标榜自身的某些形式不谋而合，或者说相互统一。不论是琴棋书画还是插花焚香，侧重的都是内心的宁静平和，外在的形式和物质条件都趋向简单，以世俗平常之物来呈现高雅风姿也是宋型文化十分重要的部分。文化精英有意识地对文化进行塑造的意味十分明显，使得即使是相同的饮食在不同阶层也具有不同含义。如宋人通过对蟹与笋的文学书写和塑造，使文人食蟹或笋都具有了风雅韵致。这是十分典型地将普通食材的食用上升到文人雅事的高度，由“简”而至“雅”。士阶层赋予简单食物的内蕴使得不同阶层的区分反而更加明显，并且演变为不是通过物质改变就可以获得的阶级认同。

苏轼在《浣溪沙》中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㉝。苏轼为普通的“粗茶淡饭”赋予了“有味”和“清欢”的审美意境，这种意境来源于内心的闲适与宁静，简单物质与淡泊内心相辅相成。相较于黄庭坚的“粗茶淡饭”，苏轼更多融入了内心情感体会，将物与我相融合。而黄庭坚主要在于对客体的描绘，以“粗茶淡饭”来简化自己的生活，具有修身养性的目的，以期完善自我道德，从而获得“不贪不妒”的内心平和。苏轼则是用平静的内心来看待简单的食物，物我观照中形成了统一的和谐感。“粗茶淡饭”但怡然自足，这一点正好与陶渊明的精神追求和饮食书写殊途同归。苏轼从心往外去实践，黄庭坚从物往心去追寻，但从客体来看，都是以“粗茶淡饭”为载体。两人对北宋士绅阶层的影响力使得“粗茶淡饭”式生活被模仿。以“粗茶淡饭”的心观世间万物，也多具有简雅“清欢”的意味。如此一来，将简单日常事物赋予雅致色彩的目的便达成了，这也将“粗茶淡饭”从道德上升到了审美的高度。并且从传播效果上来讲，审美比道德更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道德是从外在向内规约，而审美则将其内化成主动追求。

宋人选取“粗茶”和“淡饭”来指代士绅所追求的生活范式，将作为生活四艺之一的“茶”与必不可少的“饭”组合，本身便具有某种求雅的意味。“粗茶淡饭”的雅化，也符合宋人“以俗为雅”以及“雅俗贯通”的时代趋向。究其原因，与士绅阶层对本身文化精英属性的维护有关。士阶层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来体现对雅的追求以及建立雅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宋型文化。作为宋朝的主流文化，代表了整个社会的认同，士绅阶层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分有这种文化的机会。这种文化传递了一种‘归属’意识，这种后天获得的、有意识去追求的归属感和另外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感意识结合到了一起。人们首先将这种文化作为获得更高阶层归属感的工具”㉞，因此士绅阶层要捍卫自身纯洁性。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自身阶层文化的书写和生成。通过科考跻身士阶层以后，需要遵循士绅阶层已有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品位，这成了新身份转换和被接受的关键。同时随着士绅阶层对饮食文化的塑造，即使是最常见的食材，在士绅阶层的生活和文学书写中，也要有远超于作为食物的含义，被赋予宋代士绅阶层追求的精神内涵。食物与心灵追求、性格操守或者平淡清雅的审美渐渐结合了起来。简而言之，便是对简单且普通食材和食物的雅化，“文化精英之责任感常在其心，即使是在日常‘世俗’生活的‘俗事’中也要努力见出雅之大义”㉟，因此“粗茶淡饭”为宋代士绅阶层的生活范式和审美理想贡献了力量。

总之，崇“简”的“粗茶淡饭”在北宋前期大行其道，除了“君子食无求饱”的历史渊源，更主要的是宋代士绅阶层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促使他们对物质财富采取淡然和超脱的态度，这为“粗茶淡饭”式生活的践行创造了有利外在条件。而士大夫的尚雅情致，又将世俗的简单日常“雅”化，使“粗茶淡饭”具有深刻文化内蕴。“粗”“淡”“薄”的生活充满了“清欢”之境，实现了从道德到审美的升华。这种饮食文化及生活范式对宋人乃至今天中国人的生活，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5页。

②⑰⑲㉕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78、140-141、4、1611-1612页。

③④⑤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65、80页。

⑥⑦⑧陶渊明：《陶渊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2、117、43页。

⑨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第4-15页。

⑩⑪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9177、9708页。

⑫朱熹：《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005页。

⑬白居易：《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67页。

⑭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页。

⑮彭乘：《墨客挥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页。

⑯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78页。

⑱㉙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177页。

⑳洪咨夔：《浙江文丛 洪咨夔集》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页。

㉑纪昀等：《小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页。

㉒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59页。

㉓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151页。

㉔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413页。

㉖李文泽编：《司马光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1413-1414页。

㉗㉘吕祖谦编：《宋文鉴》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页。

㉚张栻：《张栻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441页。

㉛王培友：《两宋理学“孔颜乐处”话语之诗学价值》，《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23-137页。

㉜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15-4116页。

㉝苏轼：《苏轼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㉞扬·阿斯曼：《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 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6页。

㉟连心达：《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文史哲》2009年第6期，第 82-91页。

本文原载《中州学刊》，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