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民族学刊》，2022年第12期。

摘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伴随着甘孜藏族人口向双流迁移，藏舞由甘孜藏族铭记家乡的“地域性”文化实践，逐步发展为甘孜藏族“跨地域”的民族文化现象，并最终成为多民族共舞的城市文化活动与公共文化事务。藏舞的参与人员、舞姿、功能、内涵等方面均发生了改变，在城市实现了在地化的发展。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文化具有相似性的历史文化条件、各民族主动交往的民族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各族居民“文化合谋”的现实社会环境，共同建构起藏舞在地化发展的“文化生态壁龛”。新的藏舞是城市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成果，也是沟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实体，对于推动我国基层社区民族团结创建工作及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藏舞；在地化；民族文化；文化生态壁龛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四川师范大学校级项目（项目编号：22XW118）成果。

作者简介：陈丁漫，女，汉族，四川渠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城市人类学、民族文化等。

一、问题的提出

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民族文化交流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进入新时代，城市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频繁的区域。早在2000年，就有学者针对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提出“民族文化自然融合发展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个民族区域文化将以其各自不同的地方特点与都市文化整合，形成新的多元的都市文化”。然而，部分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民族的时候，却一味地强调文化交往中的异质性、特殊性，忽视了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性、联系性和共生性。在对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与汉族文化的交往进行研究时，也更加看重汉族文化的强势作用，强调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适应和融入。对于这样的研究倾向，李亦园曾指出“应注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影响的双向性”。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往往伴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自然发生，这一现象在学界被当作不证自明的问题，因此，虽有研究者在探讨民族交往时会涉及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但专门针对民族文化交往进行的研究并不多。事实上，不同民族文化交往的方式、发生的条件，产生的结果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笔者曾对成都市双流区甘孜藏族的日常生活进行长时段的田野调查①，发现虽然“全球化与城镇化改变了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环境”，但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族民间舞蹈不仅能在城市中得到传播，还能经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基于民族文化传统与新获得的文化资本”生成新的城市藏舞。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对这种新的城市藏舞生成的“文化交往过程”、“发生的条件”以及“文化生成和保持”的环境进行探讨，既有助于深化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也可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的启示。

藏族民间舞蹈（以下简称“藏舞”）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因地理环境、劳动对象、生产方式、宗教文化等不同，在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形成了在舞蹈形态与形体动作上有差异的藏舞，仅藏族锅庄舞就有德格锅庄、新龙锅庄、甘南锅庄等。藏舞是藏族人民生活的缩影，已有研究者对藏舞的艺术特色、文化特征等进行了广泛地探讨②。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藏舞的社会文化功能开始发生变化，逐步成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活动和地方文化符号的表征，藏舞表演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藏舞的传统文化内涵正在逐步消逝，传承问题比较严峻。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要加强新时期藏舞的传承探究，有利于推广藏民族的精神文化，提升藏舞的内涵价值。近年，伴随着藏族人口的流动，藏舞逐渐从乡村流行到城市，成为城市中的健身舞、校园舞及都市藏吧中的一道文化大餐。张兰平认为藏族的锅庄舞具有健身强体、简单易学及娱乐等文化特征，所以在城市流行并成为大众喜爱的一种健身方式。孙娅娇则指出藏舞在城市的兴起、传播是舞蹈与社会文化交互运动发展的结果。已有研究关注到了藏舞在城市传播的现象，并对其传播原因进行了探讨，却忽略了对藏舞在城市传播后其自身所发生的改变及其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正是本文想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藏族人口的迁移与藏舞的在地化

人是文化的载体，一定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导致原有文化的转移、发展，因此，移民现象也是文化发展的现象。移民现象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移民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流动”与“扩散”，而移民现象之所以不断出现，不仅因为迁徙作为一个基础性动力使个体家庭寻求更好的生存机会、联结更多群体，还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有关系。成都是内地进入西藏及四川涉藏地区最近、最便捷的门户与通道，同时也是内地与西藏及汉藏之间最重要的连接枢纽，自古以来就是汉藏交融的繁盛之地。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及交通条件改善等因素的影响下，数量较多的藏族人口进入成都工作、定居。现今，藏族已成为成都人口数最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从整体上看，藏族在成都主要分布于“武侯区—高新区—双流县，金牛区和青羊区—郫县/温江区—都江堰市两大集中分布片区”。

双流区③的藏族大都来自于甘孜州。20世纪80年代，道孚林业局、炉霍县林业局等几所林业机构在双流购买了土地作为中转站以运输木材至成都销售。同期，雅江县森工企业在双流与港企成立合资木业公司，由此形成了完整的林木贮运、加工、销售产业链条，相关从业人员大量涌入双流。20世纪90年代初，甘孜州炉霍、道孚、雅江三地森工企业为了安置日益增加的驻双流木材经营部各民族员工及其家属，开始陆续在驻地兴修住房，形成了各种木材中转站，带动了最早一批甘孜藏族进入双流。这一时期，少量的甘孜藏族以工作为目的迁移至双流，藏舞未明显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迁移至双流的甘孜藏族人口数量的增长，藏舞逐渐开启了它在城市的在地化之旅，藏舞文化也成为了双流城市社会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单位社区”的藏舞：铭记家乡的“地域性”文化实践 

1990年代后期，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政策，民族地区的森工局纷纷转型为造林、育林单位，木材停运后设在双流的转运站就失去了它的原始功能，于是，几所林业机构经与双流政府协商，在木材中转站原址上修建了干休所，用来解决其单位退休职工的养老问题，如道孚家苑（又名道孚县林业局木材中转站，1998年修建，其所在地原是道孚县林业局木材中转站）、甘孜州炉霍县林业局驻双流干休所（1998年修建，其所在地原是炉霍县林业局木材中转站）、天伦家园（2005年修建，其所在地原是雅江县林业局木材中转站）等机构。这一时期，双流甘孜藏族的邻居和交往对象基本是家人、同事和同乡，单位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的生活进行服务和管理，甘孜藏族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乡、原单位文化的整体迁移，塑造了在双流的“单位社区”。ZDDJ是一位来自甘孜州德格县、热爱跳舞的藏族男士，据他介绍，来自同单位或同乡的甘孜藏族会在特定的节日组织聚会，参与聚会的甘孜藏族会穿上自己民族的服饰在茶余饭后跳藏舞。

“吃饭、喝酒到了比较高兴的时候，我们就会唱歌跳舞。我们藏族人能歌善舞，昌都的热巴、德格的锅庄、巴塘的弦子、甘孜的踢踏等都很有名，但我最喜欢的家乡的锅庄，能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优美的旋律、飘逸的舞姿、奔放的动作，给人以力量。”（访谈人：ZDDJ，男，藏族，访谈地点：双流广场，访谈时间：2019年10月16日）

从原乡播迁而来的藏舞在双流展演，来自家乡的人、传统的服饰、舞姿不断再现甘孜藏族的家乡记忆，凝聚着家乡的文化认同，是身份符号的象征，建构着与家乡人同在一处的“想象的共同体”，并规范“共同体”形成一种阿莱达·阿斯曼所认为的“具有文本的、仪式的、意象的文化记忆（kulturelle gedächtnis）系统”。就如ZDDJ所说的：“跳锅庄能让身处内地的我们感受到德格人的精神气质，仿佛身在家乡”（访谈人：ZDDJ，男，藏族，访谈地点：双流广场，访谈时间：2019年10月16日）。这一时期，跳藏舞是甘孜藏族铭记家乡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实践。

（二）藏舞社团兴起：交往与互动的“跨地域”民族文化现象

从自然条件上来讲，甘孜州地属艰苦地区。甘孜州的部分企事业单位为了让职工在退休后得到休养，将泸定、雅安、邛崃、双流等位于川藏沿线的城市，以及成都周边的温江、新津等作为修建员工福利房和团购商品房的首选。而对于一部分“眼光长远”的甘孜藏族来说，双流是最佳选择④。1999年，甘孜州州委宣传部、甘孜州财政局、甘孜州地税局和石渠县政府几所单位共同在双流买地修建了华兴家园小区。新秀花园小区内居住的甘孜州气象局、德格县、石渠县以及甘孜州林技校等一些单位的退休员工，则是在2002年由单位组织员工团购商品房移居而来。这一时期，甘孜藏族的邻居不再仅仅是同事、同乡，而是来自甘孜州各县的人，交往圈的扩大使得部分甘孜藏族结交了基于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由于热爱藏舞的甘孜藏族较多，各种藏舞社团在双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02年，康定、炉霍、道孚、雅江、白玉、新龙的几位藏族以锻炼身体为主要目的组织了双流最早的一个藏舞社团，社团每个月活动两次，活动内容是跳舞和聚餐，活动的地点是农家乐。“康巴艺术团”是双流最为人所熟知的藏舞社团，YZW是“康巴艺术团”的筹建者和团长。YZW是道孚人，2007年来到双流，买了华兴家园的住房居住至今。

“我来到双流后，发现双流很需要藏族文化，到处都想跳舞，但没人教，没人带。当时有两个老师，HDG和WGY，他们是我之前的同事，比我先来双流，他们想让我一起来教跳舞。哎呀，我觉得我跳了一辈子舞，真的搞伤了（四川话，“腻了”的意思），以前在单位上也是爱好这些，经常组织大家做这些。这两个老师也是我同事，很能干的，也是跳舞爱好者，喊我组织个艺术团，结果在他们两个的劝说下，我们就还是整了个艺术团，康巴艺术团是2007年经双流老年体协会常委会批准成立的，我当了团长。”（访谈对象：YZW，女，藏族，访谈地点：双流荣鼎酒楼，访谈时间：2020年1月17日)

“康巴艺术团”最初成立的目的是让热爱藏舞的甘孜藏族在空闲时刻休闲娱乐、锻炼身体。社团成立之初只有十六个团员，没有固定练舞的场地，也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但社团里的成员却成为了甘孜藏族在双流重要的情感寄托和社会关系资源。

“我们最开始就在院坝里、人家房顶上跳舞，有时到处演出，老体协会给我们点补助，我们参加各类比赛、演出也有补助。艺术团的会员每人每年交10块钱会费，交这个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认定你是我们团里的人。我们定期组织出去玩耍和聚会，比赛和演出结束后也会一起庆祝。我们经常在一起，感情越来越好，有的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会来这里坐着看我们跳舞。老体协的补助、比赛和演出的补助、会费等收入用来买演出服装、年底聚会。团员里家里有什么事只要说一声，我们都会互相帮助，团里哪个团员家里有红白喜事我们也会去帮忙。”（访谈对象：YZW，女，藏族，访谈地点：双流荣鼎酒楼，访谈时间：2020年1月17日）

由于参与者来自甘孜州不同的县、不同的单位，为了编排舞蹈，团长和领舞会要求参与者去了解和学习其他县的舞姿。

“要在一起跳舞，就要做妥协，我们领舞怎么跳，我们就怎么跳，有时大家也会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如果适合这首曲子，领舞也会采纳。比赛和演出的服装是大家一起商量选的，不一定是哪个县的服装，我们都是按照歌曲和舞蹈的特色来选服装。”（访谈人：ZDDJ，男，藏族，访谈地点：双流广场，访谈时间：2019年10月16日）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们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会有组织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人类社会的交流与互动现象，也是人类社会体系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双流的藏舞，不再是某县、某乡具有传统地域特色的藏舞，而是由各县的甘孜藏族共同参与改编的藏式舞蹈，而将藏舞社团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也不仅仅是铭记家乡的文化情感，而是甘孜藏族休闲娱乐、锻炼身体、社会交往和情感寄托的需求。因此，藏舞社团的兴起是甘孜藏族“跨地域”交流与互动所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现象。

（三）多民族共舞：城市文化活动与公共文化事务

从20世纪90年末期开始，为发展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双流政府开放政策，鼓励外地人在本地购房。为此，双流改革了原来的户籍管理制度，规定只要在双流区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上的商品房，父母和一名未成年子女可将户口迁至该地。在这一政策的驱使下，部分有经济实力的甘孜藏族父母选择来双流选购房产，并将自己的孩子送来双流上学，随之而来的还有陪读的父母和祖辈。那些没有赶上“单位房”福利的甘孜藏族也自主到双流购买商品房，只为“与亲戚朋友住在一起”（访谈对象：L阿姨，女，藏族，访谈地点：双流区老年大学，访谈时间：2019年10月17日）。近年，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的日益便捷，少数民族地区的年轻人开始向外看、往外走，双流也因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达吸引了不少甘孜藏族“追梦者”的到来。

这一阶段迁移至双流的甘孜藏族来自甘孜州的18个县，他们分散居住在双流各个社区、居住小区，与本地居民形成了混居的居住格局。虽然在居住格局上越来越分散，但甘孜藏族之间的交流并未减少，甘孜州驻双流离退休老年协会（以下简称“老年协会”）对双流甘孜藏族的交流起到核心作用⑤。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各个城市陆续修建了文化广场，几乎与城市文化广场同时出现的广场舞也逐步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双流广场”是双流面积最大的广场。在老年协会经费的支持下，热爱藏舞的甘孜藏族购买了录音机、磁带、麦克风等器材，在双流广场旁边找了一间屋子当作协会的办公室，用来存放器材。每晚7点，跳舞的人员用三轮车把器材推到广场，跳舞结束以后又将器材推回办公室，搬器材的工作由甘孜州的各县轮流。

双流广场空间大、人流量也大。傍晚时分，本地汉族会走到广场上休闲。受到藏族歌舞的感染，部分汉族居民也会加入跳藏舞的队伍，双流广场上人数最多的一场藏舞有上千人参与。领舞的藏族阿姨介绍：

“一些本地人也会来跟我们一起跳舞，有些擅长跳舞的本地人还会给我们的舞蹈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我们就商量着在藏舞里加一些现代舞和健身操的动作。这样的舞蹈，藏族和汉族都喜欢。”（访谈对象：广场舞领舞G阿姨，女，藏族，访谈地点：双流广场，访谈时间：2020年1月12日）

一位在双流另一个广场领舞的汉族阿姨曾专门来到双流广场学习藏舞舞姿，用来编排广场舞，这位汉族阿姨说：

“大家来跳舞，就是想融入这样一个环境，至于舞姿如何，没有人去注意，只要开心就好，有时看到别人跳的动作好看，就编到我们的舞里来。藏族舞蹈的动作简单易学，跳起来氛围也欢快，很适合广场舞。跟我们一起跳舞的也有藏族人。”（访谈对象：广场舞领舞L阿姨，女，汉族，访谈地点：双流优品道广场，访谈时间：2020年1月12日）

现今，双流的各大公园、社区、购物广场前的空地，以及部分住宅小区的公共区域里会在每日固定时间上演汉藏居民共舞的场景。一位在公园跳舞的甘孜藏族说：

“来跳舞的人都会加入微信群，一般都是晚上7点在固定的地方跳，如果遇到下雨或者其他情况跳不成，领舞会在群里通知。”（访谈对象：ZXDZ，男，藏族，访谈地点：华兴家园，访谈时间：2019年5月24日）

随着各民族交往互动的增多，藏舞的外在形式、参与人员、存在环境等均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雪域高原上原汁原味的藏舞，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融合了本地元素和时代特色的新舞蹈：参与者有藏族，也有汉族；跳舞时可以不穿藏族传统服饰，而是自由着装；跳舞的队伍并不一定是固定的大圆圈，而是依照跳舞的人数排成多队列的方形；藏舞舞姿里夹杂着现代舞蹈和啦啦操的动作。藏舞成为了双流各族居民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共同参与的城市文化活动。

若说“街头舞台”上流行的藏舞是居民自发形成的活动，具有非专业化和非表演性的特征，那么老年大学藏舞班则是将在双流民间流传的藏舞带上了“正式舞台”。随着参加比赛和演出的次数增多，YZW发现了“康巴艺术团”发展的瓶颈：师资力量薄弱、演出服装没有专业人士指导、舞蹈技术不够精湛等。YZW和艺术团的成员们都在思考着如何依靠一些外部力量来发展这个注入了他们心血的“康巴艺术团”。在非常迷茫和无助的时候，YZW和艺术团的成员们想到了老年大学的Z校长。

“我们就找到Z校长，Z校长问我有没有要求。我想着，如果办个民族班，范围太广，因为民族包括藏族、新疆、蒙古等，我不想超出藏族的锅庄、弦子等。我问Z校长能不能办个藏舞班，Z校长说30个人才能开班，但我们艺术团才十几个人，加上艺术团管理人员也才二十来个人。我想咋个办哦，然后我找了民宗局的局长，告诉她，如果在老年大学开班必须要三十个人才行，她就说大家一起想办法帮我找人来报名，她甚至让她们单位上的同事来报名，这阵风一放出去，很多人都晓得了，第一次报名就来了80多个人。我当时根本不了解双流有这么多甘孜藏族人在这里居住。太好了！我这个人一辈子好像离不开教室，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访谈对象：YZW，女，藏族，访谈地点：双流荣鼎酒楼，访谈时间：2020年1月17日）

由于藏舞班报名的学员人数较多，老年大学将其分为藏舞1班和藏舞2班，每个班50人左右，藏舞班三分之二的成员是来自甘孜州的藏族学员，其余学员是来自双流、成都市新都区等地的汉族。学员们除了接受舞蹈课程学习，还会排练藏舞节目，用于在双流政府举办的各类节庆活动上表演，例如国庆节、重阳节、春节等。大型节庆活动来临之际，老年大学藏舞班的学员会分别承担一定的任务，例如选择歌曲、编排舞蹈动作、购买服装道具、安排排练事项等。节庆活动表演时，来自双流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各社区的居民代表会参与观看。而当节庆活动表演完成后，藏舞班的同学会将节目视频在抖音、美篇等新媒体上进行传播，双流政府也会将节目在电视上进行转播和宣传。这种在大型节庆活动上表演的藏舞节目，其内涵已远远超越了民俗文化活动的内涵，俨然成为了以文化共享为原则的区域内藏族、汉族共同参与的庆典活动和公共文化事务，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作用。

由“单位社区”内铭记家乡的“地域性”文化实践，到藏舞社团这种“跨地域”民族文化现象的出现，再到各民族共舞的城市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事务的产生，藏舞的参与人员、舞姿、功能、内涵等方面均发生了改变，在新的时空环境中实现了在地化发展。从文化需求的角度来看，藏舞的在地化以藏舞中的某些内在和外在因子的调适为前提，以符合区域内各群体的需求为目的，从而使得藏舞被新的群体所接受。而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藏舞的在地化体现了区域内各民族成员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对自身喜好和藏舞的内涵、表现形式做出的改变，以使自己和藏舞都能适应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三、藏舞在地化的“文化生态壁龛”

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既与生态环境相适应，也与社会环境相适应。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部，地方与地方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在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乃至在气候上都可能存在天壤之别。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藏舞的产生离不开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滋养和社会生活的沉淀。而当原生态和社会环境不断变化，民族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有学者将这种产生、传承和保护文化的自然、文化环境条件称之为“文化生态壁龛”。“生态壁龛”（ecological niche)在生物学和生态学中是指一个种群在生态系统中，时间和空间上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H.Gombrich）将其引入图像艺术的研究，认为形成图像艺术的各种文化生态条件之间是互动演进的，他把产生图像艺术的各种外部文化生态条件概括为“艺术生态壁龛”。国内学者将“生态壁龛”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研究中，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传承的空间基础就是其文化生态壁龛⑥。当从生态学引申产生“文化生态”观念后，生态的意义有了扩展：不再仅仅指自然环境条件，而且包括各种各样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文化环境条件，如历史传承、时代发展、相互交流、外来影响等。当笔者从“文化生态壁龛”这一保护、传承、发展文化的环境条件来对藏舞的在地化进行思考时，发现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文化相似的历史文化条件、各民族主动交往的民族关系状况，以及地方政府与各族居民“文化合谋”的现实社会环境，共同助推了藏舞的在地化。

（一）历史文化条件：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

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藏舞，在藏族内部有不同表现形式及内涵，也与汉族地区流行的舞蹈有区别。双流的藏舞在舞蹈动作、服饰、伴舞的歌曲等方面与甘孜州的传统藏舞有所不同，其表达的内涵既有传统藏舞的文化意义，也有当代城市社会“建构”的理念，但却被城市中的各民族共同接受。麻国庆曾提到，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经过传播、接触与融合，形成了极大的“文化相似性”，“文化相似性”是各民族得以实现互相包容、接纳的根本条件。文化相似性使得各民族形成共有的文化感和价值观念，并以外化为行动的具体方式展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文化互动与调适对藏舞进行再创造。城市藏舞的在地化昭示着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是各民族生活世界中的社会事实。

（二）民族关系状况：各民族交往的主动性

民族文化交融不是单纯的共生互补，也不是简单的多元共生，而是构建共有文化。从本体论意义上讲，藏舞的在地化是城市各民族发挥主体性诉求主动交往、对传统文化进行重述、整合、再塑造的一个过程。文化最终是否形成交融以及交融的程度，往往还要取决于双方在交往交流中结成的关系的状况，只有愉快良性的关系才能消除内心的芥蒂，模糊彼此的边界，形成广泛的文化交融。费孝通曾用“滚雪球”来形容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他指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一过程强调了各族人民的主观意愿和主体性的发挥对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性。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藏舞在城市的传播不是甘孜藏族的硬性要求，而藏舞外在形式、内涵等方面发生的改变也不是其他民族或地方政府强行改变的结果，而是各民族通过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了解，在文化互动和调适下自然改善的结果。这种既不刻意固守自己文化，也不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为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与相互合作奠定了很好基础。民族交往的主动性使不同民族之间开展合作成为可能，为藏舞在城市的在地化奠定了文化基础。而藏舞的在地化发展也是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交往、全方位互动的呈现，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文化结果，反映出新时代城市社会和谐的民族关系。

（三）现实社会环境：地方政府与各族居民的“文化合谋”

藏舞的在地化带有组织的色彩，主要的个人、群体、自然条件、社会资源都进入到藏舞在地化的话语系统中进行运作。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文化合谋”显而易见，隐含着国家政治、地方精英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礼俗互动、同气相求的贯通。

对藏舞有文化需求的群体和个体的主体性发挥对藏舞的在地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甘孜藏族而言，藏舞的展演体现出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情感、认同，也呈现出他们在异地扩大社会关系、获得情感支持的需求。在早期的同乡聚会中，热爱藏舞的甘孜藏族带上音响，组织大家穿藏族传统服饰跳藏舞；随着双流甘孜藏族人口逐步增多，敏锐的甘孜藏族精英察觉到甘孜藏族在异地的情感需求、锻炼需求和社交需求，于是各类藏舞社团应运而生；老年大学藏舞班的开设也是由甘孜藏族精英人士深思熟虑后向城市社会资源寻求支持的结果。对于城市其他民族的居民而言，藏舞的简单易学特点及其给城市社会带来的新鲜感正好迎合了舞蹈爱好者和有锻炼需求人士的心意。城市各民族对于藏舞的文化需求成为藏舞在地化的内在动因。

各民族持久的共同生活为藏舞提供了在地化的自然环境土壤。甘孜藏族是双流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双流地方政府估算，有7万（截止到2022年3月底）左右的甘孜州人口（包括汉族与藏族）居住在双流，而这个数量相当于甘孜州一个县城的常住人口数⑦，因而，来自甘孜州的人将双流称为“甘孜州的第19个县”。在甘孜藏族源源不断迁移至双流的四十余年间，藏语、藏族传统服饰、藏族食品、藏族歌曲、藏香等藏族传统文化元素逐渐成为双流城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人数众多的甘孜藏族与丰富的藏族文化景观为藏舞的在地化提供了自然条件，藏舞也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传播并发展，成为一种双流各族居民“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城市藏舞的在地化是各民族共同生活、持续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结果。

从“街头舞台”走向“正式舞台”，从小范围的城市文化活动逐步发展为区域内各民族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事务，政府的决策对城市藏舞在地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双流政府划拨出“康巴广场”为甘孜藏族跳舞所用，在满足城市藏族居民跳舞需求的同时，也对藏舞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每年国庆、春节期间所开展的一系列藏舞展演活动、藏舞班的藏舞教学及全区范围内的藏舞比赛等，将藏舞打造成城市各族居民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事项。老年大学藏舞班被双流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评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藏舞班的YZW老师被评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而在各大视频网站和双流政府、社区宣传手册上展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的藏舞表演更是成为双流民族团结的一张“活名片”。政府的助推使得藏舞在双流焕发出新时代的文化魅力。

在地化的藏舞既保持了藏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又极富城市文化气质，这是“文化生态壁龛”内各元素互动的结果，也是全社会性的大的文化生态中衍生出来的局部“文化生态壁龛”与整个社会性的大的文化交互、相嵌的最终呈现。

四、结语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演变和整合，如何协调处理文化调适过程中各个文化因子之间的变和不变、或者如何变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在思考的问题。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实现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重要条件，唯有与时俱进，从内容与形式诸方面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某些方面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避免沦为僵化的教条。因此，在地化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途径。在地化的过程不仅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自身内涵及本土文化的意向有关，很多时候也受个体身份、价值取向及政策等因素影响，这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入城市后避免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的一个必经模式。

藏舞的在地化过程也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生产新的城市藏舞的过程。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创新需要一个特定的生态文化环境，即“文化生态壁龛”。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是藏舞实现在地化的历史文化条件，各民族发挥主体性进行主动的交往互动是藏舞在地化的动力，地方政府与各族居民的“文化合谋”是藏舞在地化的现实社会环境。在“文化生态壁龛”中，不同的因素得以良性互动，使得藏舞在城市中实现在地化，并发展成为城市中新的文化景观。藏舞在地化这一典型案例有助于深化理解新时代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城市传承与发展所需的文化生态环境，即只有在历史文化条件、民族关系、现实社会环境等要素得以有机组织并良性互动的时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才会在城市中获得传承与发展的生命力。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当前民族工作的重点内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上。双流各民族尊重民族文化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在文化上相互认同、互鉴融通，增进了民族共同性，减少了民族差异性，共同建构出和谐民族关系的文化实体——城市藏舞。这种文化实体既是沟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桥梁，也是区域内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城市社会中民族团结的粘合剂，对于推动我国基层社区民族团结创建工作有启示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繁荣昌盛的根基，它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过程，广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支撑。

注释 ：

①笔者自2016年12月始进入双流做田野调查，几年间多次前往双流调研，最近一次田野调查时间是2020年12月2日至2021年1月28日，共58天。

②关于藏族民间舞蹈的艺术特色、文化特征等研究可参见：李韵葳.藏族舞蹈艺术特色与创新特点分析[J].当代音乐，2016（19）：68-72；罗藏久美.浅谈藏族舞蹈的文化特征[J].戏剧之家，2016（15）：156；刘昊.藏族舞蹈传统审美与发展创新之我见[J].北方音乐，2014（11）：177，等等。

③2015年12月3日和12月15日，国务院、四川省人民政府相继批复同意撤销双流县，设立成都市双流区，以原双流县的行政区域为双流区的行政区域。

④GDL所在的单位在团购双流新秀花园之前已经在雅安组织过团购商品房，但GDL觉得还是要眼光看长远，离成都越近越好，于是买了后来单位在双流团购的新秀花园。之后也有一部分在雅安或者泸定已经购买了单位集资房的甘孜州藏族人自主来双流购买商品房（访谈对象：GDL，男，藏族，访谈地点：双流富之源茶楼，访谈时间：2020年9月16日）。

⑤据老协工作人员介绍，该协会成立于1990年左右，但真正开展工作是2003年的重阳节。该协会有完整的领导成员，即会长、副会长、顾问、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委员等。参加老年协会的每个县都有联络员，负责将老年协会的活动通知到各县的会员。参见赵蕤.双流县汉藏民族关系调查[M]. 来仪.相遇与沟通——对成都市多民族构成及民族关系的记录与思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04。各县的退休人员可以在各县老年协会的统一组织下加入州老协举办的活动。截止2019年12月，甘孜州驻双流老年协会有926名正式的会员。

⑥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可参见高小康.文化生态保护: 非遗保护的生态“红线”[N].中国文化报，2012 -11-19（08）;高小康.红线：非遗保护观念的确定性[J]. 文化遗产，2013（03）：1-7；高小康，兰慧君.岭南古琴的“异质空间”与文化生态壁龛[J].文化遗产，2019（04）：1-8，等等。

⑦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德格县常住人口为8854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