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乾隆年间，在清廷绥定大小金川战役后，特设成都将军一职，并赋予其重权，由此开启川督、将军共治川省的政治结构。乾嘉之际，二者能够在政务和战事中积极配合，为巩固西南边疆的统治发挥了作用。随着国家承平日久，成都满营的战力亦日渐衰颓，加之将军与川督在职权划分上的模糊，以致在川省政务运作中川督逐渐势大。光绪年间，川督鹿传霖和成都将军恭寿围绕着瞻对改土归流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背后牵涉出清廷中央与西南诸省各官员之间的诸多斗争。

关键词：成都将军;四川总督;瞻对;互相掣肘;

成都将军全称为“镇守成都等处地方将军”,是为清廷最后一处设立的驻防将军，亦是清廷在西南地区唯一设立的驻防将军。自设立之初，清廷就赋予其职掌民族地区政务的重权。乾隆曾在谕旨里称“成都将军非它省城将军可比”,更是说明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及地位1。

除此之外，随着成都将军的设置，川省的政治结构也从以川督为重的“一元”转为将军、川督并重的“二元”。在政务运作过程中，二者的通力合作有益于政务的集思广益，避免一方独揽大权；另一方面，利用驻防将军与各地督抚之间互相监视，相互掣肘，是清廷为了保证皇权所采用的一贯权术。同光之际，成都将军与川督之间就曾出现二者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展开相互攻讦的案例。但无论是事件的影响力还是复杂程度皆不及光绪年间川督鹿传霖与成都将军恭寿处理瞻对改土归流一案。

学界对于光绪年间鹿传霖主持瞻对改土归流一案已有颇多的学术成果，但学界的关注重点多聚焦于瞻对事件中清廷中枢、瞻对部落及西藏方面。对于此案的关键人物——成都将军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表现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挖掘空间。本文利用满、汉档案文献，以成都将军为视角，将成都将军与川督之间的职权划分与光绪瞻对事件的背景相结合，以期对研究晚清年间川边民族地区的政治关系、权力斗争等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鹿传霖迅速收复瞻对

光绪十七年(1891),恭寿赴川任成都将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鹿传霖调川省任总督。作为川省最高级别的两位官员，二者之间关系甚好，素有“昆弟交”之称2,在此前处理四川民教等案上亦有合作3,但鹿传霖对于瞻对问题的处理不当，导致了二者关系的破裂。

瞻对，藏语意为“铁疙瘩”,因地处川藏南道与北道的交接咽喉，位于康区的中心地带，素有“康巴肚脐”之称。该地区地形封闭，部族社会“番”风甚浓，加之受恶劣的地理环境影响，生产力较弱，故该地族民常以“夹坝”4为生，因此对川藏大道的通畅，川边康区的安稳造成了较大的威胁。自康熙以来，清廷屡次征讨该地区亦无实效。同治二年(1863),清廷下旨川藏官兵合剿瞻对，合剿持续两年，胜利后将该地赐予达赖，自此该地归于藏属5。但驻瞻的藏方官员在该地施行苛虐暴政，引起当地土司及百姓不满6。加之光绪十四年(1888),清廷与英《藏印条约》签订后，达赖又欲借俄国来要挟清廷、英国之势日益加剧。

鉴于此内忧外患之事态，鹿传霖初任川督便密奏清廷，称该地乃川省之门户7,对英俄觊觎西藏及驻藏大臣在藏政令不通表示忧虑8。后多次在奏折中陈述“近年各土司弱肉强食，不无蛮触相争之事，然必其有罪可讨，有隙可乘”9,“窃惟三瞻之地，南接里塘，为入藏通衢；北界德格土司，为茶商入藏北路，居众土司之中，形势险要”10等语，谓之清廷瞻对地区之重要性，试图说服清廷从达赖手上收回瞻对归于川属。并提出了一系列涉及改土归流、通讯建设等方面的“保川图藏”之策。

学界对于鹿传霖的改土归流之策的实施及过程已有共识，在此不再赘述。该策对清廷一直以来在瞻对的“旧症”而言，不可谓不是一剂良药。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初六日，瞻对地区发生冲突，清廷下旨道：“瞻对番官上年与明正土司越界出兵，经鹿传霖等将驻瞻僧俗番官先后撤换，经降旨允准乃该革番官并不遵照撤换，近复带兵越界滋事，干预章谷土司案件。勒令书立投瞻字样，迨经委员前往切实开导，仍敢玩不遵从，添兵抗拒，藐玩梗顽，形同叛逆，自应慑以兵威，着鹿传霖即饬罗以礼出关再行开导，晓以利害一面……如若仍执迷不悟，即着厚集兵力妥筹进……惟打箭炉与滇边相通，该处教民杂处，尤恐集结为患，该督务当稳慎以图，不可任其越界侵扰，亦不可因此激成边衅是为至要。”11

可见，面对瞻对当地出现的问题，清廷并未采取激进的政策，而是考虑到了民族问题。通过此谕内容亦可看出此前几次“开导”亦并未奏效12。此时，鹿传霖以“祸机已伏，藏番冥顽倔强，隐有所恃，致有轻藐抗拒情事”为由，向清廷上奏“拟出兵收复三瞻后，议设流官妥筹善，从而以防边患而固藩篱”13。鹿传霖的奏折得到了清廷认可，但清廷对鹿传霖并不信任，遂派驻藏大臣文海前去与鹿传霖会同办理瞻对一案。

值得一提的是，正在清廷对鹿传霖收复瞻对之策摇摆不定之时，给事中高燮曾上奏清廷中央支持鹿传霖收复瞻对，他在奏折中写道：“瞻对关系川藏大局，请饬筹经之策，请添设文武各员移驻打箭炉等处地方。”14此人在后面弹劾成都将军恭寿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鹿传霖及川省军队的勇猛作战下，驻瞻藏官被驱逐出川。鉴于此内忧外患之事态，鹿传霖初任川督便密奏清廷，称该地乃川省之门户15,对英俄觊觎西藏及驻藏大臣在藏政令不通表示忧虑。后多次在奏折中陈述“近年各土司弱肉强食，不无蛮触相争之事，然必其有罪可讨，有隙可乘”16,又有“窃惟三瞻之地，南接里塘，为入藏通衢；北界德格土司，为茶商入藏北路，居众土司之中，形势险要”17等语，向清廷说明瞻对地区之重要性，试图说服清廷从达赖手上收回瞻对归于川属。

二、成都将军上奏弹劾鹿传霖

正在鹿传霖提出一系列涉及改土归流、通讯建设等方面的“保川图藏”之策之时，清廷此时态度却发生变化。清廷担心鹿传霖此前所奏将瞻对改设汉官一折，不能摄伏达赖，反而导致藏地不安。清廷认为：若此番进剿得力，则在该地仍设番官，利于从长布置；若进剿失利，“驱番设汉”一策则无从谈起18。故清廷传谕鹿传霖，令其以初四日电旨为断，督饬将士，迅拔瞻巢，以安边圉；设官一节，则俟后再行斟酌19。可见，清廷结合当时情形，借战事未定而回避了鹿传霖划归该地为“川属”的建议。清廷如此摇摆不定的态度，间接鼓励了达赖争取该地归为“藏属”的企图。加之达赖令驻京堪布将瞻对一事上告理藩院事务都统昆冈，昆冈与雍和宫扎萨克喇嘛罗卜藏曲、福佑寺达喇嘛罗卜藏降养、葱度寺达喇嘛江曲扎喜等奏：“同治年间工布朗结父子叛乱，经达赖喇嘛自备军饷征剿平复……伊子与该土司管事头目人等复纠众进瞻，多所争夺，并有枪毙瞻对头目及拆毁庙宇等事。嗣又至打箭炉贿通军粮府转去向四川总督捏词借兵。该总督派去八营，由土兵引路，进瞻对助战。守瞻营官闻有天兵，不敢出战，将头瞻二瞻一并让出。带兵官周万顺威吓守瞻官堪布等，令速回藏……嗣经四川总督咨驻藏大臣文称，瞻对地方嗣后即为四川总督所属，不归达赖喇嘛所管……将此情由呈报达赖喇嘛，为此冤抑，恳乞代奏，乞恩将瞻对赏还，以安边服。”20从此折可见，在京呼图可图要求清廷将瞻对还于藏属。此奏中还提到，如周万顺会同明正土司土兵进瞻，以致堪布无奈退出，屡次转咨驻藏大臣恳其代奏未允等内容，虽与鹿传霖叠次所禀情形很不相同，但这使得清廷明晓达赖对此事之态度，或加速了鹿传霖对瞻对一事改革的消极态度。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鹿传霖借德尔格忒土司改土归流一案，在没有征求恭寿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将军”一衔列入其中向清廷上奏21。待清廷上谕传至成都，恭寿才知此事，请求与鹿会同协商却遭回避。七月，恭寿不满此举，遂上奏清廷中央：“该督办理边务事，或当别有深算，非奴才榛昧所能窥测。诚能有裨时局，无论会商与否，自当敬佩弗惶，奚敢妄持异议……奴才徒列衔名，第属具文……嗣后凡有边务事宜，即着该督办理，无庸会列奴才衔名，以一事权而专责成，似于边务不无裨益。”22向清廷“牢骚”一通后，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又密奏称：“土司改土归流督臣事前并未商办径行列衔具奏，据实奏闻一折。四川边务事宜，向由总督会同将军互商妥善，合词具奏德尔格忒土司地，改土归流一案，鹿传霖并未知照恭寿，竟将该将军衔名列入，与历来办法不符。并据该将军奏称该督不察虚实即饬委员张继率师往取其地……所供情节与张继所禀悬殊。现闻张继在德尔格忒被围，边民之未必心服亦可想见等语，此案实在情形。”23

从恭寿此折可见，二者主要矛盾是由川督鹿传霖并未按例在涉川边民族事务上会同成都将军协商，而擅自列衔造成的。而正是由于鹿传霖的此举导致了川边民族地区的情形处于被动。除此之外，这一矛盾在其他史料亦有记载。查骞《边藏风土记》中载：“时成都将军恭寿庸且懦，鹿传霖藐之，此次夷务改流诸大计，鹿未尝筹商恭寿同一会衔。恭寿意不解，幕僚咸不平。”24吴光耀在其《西藏改流本末纪》中亦记载：“乾隆朝特诏成都将军统辖松、建文武，所以监察总督，分其权也。故总督奏松潘厅、建昌道夷务，应会衔将军。是时成都将军恭寿，鹿传霖藐之，夷务奏案未尝商将军一会衔。恭寿未以介意，左右为不平。会瞻对土司诉诸达赖，以川督冤诬、川兵虏掠讼于朝，诏恭寿查办。恭寿以实奏覆，鹿传霖开缺。朝廷以为恭寿不欺，使代总督。”25翁同龢在其日记中也有恭寿弹劾鹿传霖的记载：“恭寿报，仍以土司德尔格忒事讦鹿传霖，请交文海查办。电旨一，交文海。明一。”26

综观上述史料可知，鹿传霖在边政问题上未遵照乾隆时期立下的“凡番地要务，须将军、总督会同酌商后，会衔题奏”的流程，导致二人关系破裂。

事已至此，清廷只好出面调解二人，以“事关边务，岂可掉以轻心，独断独行”责备鹿传霖，要求二人屏除成见，和衷商办27。并命驻藏大臣文海介入调查28。文海随后上奏清廷，以鹿传霖“轻听委员张继一面之词……刻闻该土司父子夫妇皆无确供，督臣亦略有悔意，而决不认过，将错就错，贻害无穷”29。八月二十八日清廷电寄川省，以“鹿传霖办理未妥，责成该老土司仍旧管辖，毋庸改设流官，押至成都土司及其家属，着一并释放”30。随后，清廷以“保川固要，保藏尤要”为由，将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地方，仍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管，毋庸改土归流31。并命四川总督鹿传霖开缺来京，以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四川总督，未到任前，以成都将军恭寿兼署32。至此，鹿传霖对瞻改土归流宣告失败。

既存研究多认为鹿传霖改革失败乃因遭受以成都将军恭寿为首的反对而流产。此是其一，但二者背后的政治斗争亦是导致失败的重要方面。

首先，恭寿与鹿传霖在瞻对事件分歧前可谓“昆弟交”,恭寿此前就有奏称“实以界在疑似之间，致成骑虎之势”而支持对瞻用兵33。后因鹿传霖不予恭寿会商“夷务”致二者有隙。至鹿开缺后，该案由成都将军恭寿暂署川督一职继续善后，恭寿遵旨向清廷上奏，对鹿传霖的改革提出了诸多疑问：“鹿传霖若于惩创之后加以抚绥，一面咨商驻藏大臣，会咨达赖，令其严束番官，无任苛扰干预，则番众必知感知惧，何致退有后言?自倡议改流，关外人心为之骚动。在鹿传霖之意，以为瞻对系由藏入川之路，思欲收复其地，为边境之屏藩。又误听该处地产五金，拟开利源，为富强之本。不知瞻对在打箭炉西北，系要路旁枝，并非入藏要隘。且其地并无矿苗，间有沙金之处，即竭一人一日之力，不足供一人一日之食。夷性至贪，设使果产五金，岂有数百年至今无人开采之理?又况荒远不毛之地，地不可耕，民鲜知礼，恐既得之后，教养难施。设官戍兵，经费较巨。当此库款支绌之际，何堪增此漏危……英人以印度茶叶入藏为利源大宗。幸藏番不食印茶，所以川省茶利不致外溢。以茶厄藏，藏番必改食印茶，不但必致生计立穷，且恐驱之外向。俄人垂涎印度已非一日。西藏不通，则印度无可乘之机……不知夷性反复无常，藏事既扶驭失宜，焉保其必无暗通之事?惟藏地间居两大，俄视之为入印要津，英视之为开埠利薮。更恐边衅一开，关系大局匪浅。且印藏界务，藏番以瞻对之故，挟制不肯会勘，日久迁延，失好邦交，英人借口生端，尤属得不偿失。”34恭寿在暂署川督后几乎全盘否定了鹿传霖此前的改革举措，从恭寿一系列奏折中看出，他多采取维稳举措，遵循旧规。对此，鹿传霖在十月二十二日的家书中，对此颇为不满：“我卸任后恭大反我所为，内边亦决计将瞻对予藏。时局如此，不可为矣，能平安回家即是福。以后直不堪设想。我交卸折尚剀切言之，若因此获谴，索性罢职，省却进京亦好。”35

需要注意的是，此前在处理如甘肃拉布浪寺番僧滋扰川边番寨等同样为边务的过程中，恭寿、鹿传霖亦是做到了会衔上奏，身为川督的鹿传霖似应知晓川边政务的流程，为何唯独在德尔格忒土司一案上选择回避恭寿?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鹿传霖获得了独立处理机宜的圣谕，在后来处理涉藏事务的过程中，有时与成都将军恭寿商议，有时就只在奏折中签一个将军的虚衔而独自处理了，以至于埋下筹瞻举措不利的种子。并认为成都将军恭寿本就为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员，对西藏地区形势一无所知，却妒贤嫉能，不愿别人有所作为”36。

但通过上述史料的记载可见，以上观点似乎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首先，鹿传霖究竟在德格一事上是否具有“独立办案权”?最初，鹿传霖在处理瞻对一案时，清廷要求文海“即着暂驻成都与鹿传霖和衷商办”37;又在鹿传霖独自上奏德尔格忒土司一案时，清廷仍着讷钦督同裕钢一同处理。文海、讷钦皆系驻藏大臣，从官阶上看并不在川督之下。俟恭寿上奏弹劾后，清廷下旨：“据称德格归流各土司，小有不安，实因谣传所致。杂竹卡部落，经张继亲往开导，亦已听命。察木多之仓储巴，经该前督出示晓谕，各土司早已帖然无事，且提讯老土司父子，并无怨词。夺吉色额手书番字供词存卷可查，该处道里赋税，未及两月，均已查清，今忽而改图，恐启土司之轻藐，长藏番之刁风。”38

此时，清廷却并未就鹿传霖所奏内容直接作出指示，而是一再嘱咐此事关系川藏大局，着恭寿将其所奏各节，详细参酌，令其毋得稍存成见，回护前奏。并饬其“傥敷衍了事，仍贻后患，恭寿亦不得辞其咎”39。又有，文海入藏查办案件之时，清廷做出指示：“接见达赖，务当宣布朝廷德意，善为操纵，并将应办事宜随时知照恭寿，会商妥办，期臻尽善。”40从以上两则指示可见，清廷都明确提及让驻藏大臣或成都将军来协助办案。清廷着眼的并不在于具体措施如何推进，而是在于是否有一位要员能够在事件发生时起到监督、掣肘的作用。正是由于此乃涉藏、涉外重大事件，故清廷采用“会商”的方式来重新调整、平衡、规划事权。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其目的是防止大权专断、贻留后患。

其次，恭寿于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二十八日调任成都将军后，曾亲派员会办青海玉树番族频年被川省德尔格土司欺凌磕索各案，并得到了清廷的认可41。恭寿先后与鹿传霖、刘秉璋在处理甘省拉布浪寺侵占川番各寨一案中合力兜剿，最终查明各款42。可见，恭寿对涉藏事务有着一定的了解与熟悉，并非一无所知。在鹿传霖开缺后，恭寿兼署川督一职，处理了瞻对、德格案件的善后事务，平息了当地叛乱，照顾到了达赖的情绪，更重要的是使得清廷的形势不再被动。此外，正如此前章节提及，恭寿在任职成都将军期间，在兴办学堂、整顿旗务、协调处理教案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43。由此可见，对恭寿任职成都将军期间的表现似不应用“办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来评价。

再次，成都将军一职在嘉庆朝平定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后，在战时率兵出征的频率上确实不及乾隆时期。在清代西南局势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成都将军影响力的下降亦是因势使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成都将军依旧是成都驻防最高军政长官；在官衔上仍然与川督平等；其职能中依然保留着治理川边事务的事权。换言之，川省民族地区政务的运作仍系川督与成都将军“双重管辖”的模式。特别是在制衡川督上，其影响及作用并未改变。这一点无论是在此前的同治年间令成都将军魁玉彻查川督吴棠处理贪吏一案，还是此后宣统年间命成都将军马亮彻查赵尔丰，都是利用成都将军一职来掣肘、调查涉案要员的有力证据。此前的史料亦尚未发现有关清廷削减成都将军职权的记载。故从整个川省的行政模式到具体职权来看，此时的成都将军似不应为“虚衔”。

最后，会衔制度系清代公文制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设置成都将军之初，清廷明文规定“凡番地官员皆以将军为政”“凡涉番地大小事件皆须一面呈报将军，一面呈报总督，由总督、将军会同酌商，联衔题奏”44。乾隆立制之后，亦遵循此法执行。在特殊情况之下，如成都将军与川督互为兼署之时，奏折最后须提及“将军(或川督)系奴才(或臣)本职毋庸会衔”等注语。由此来看，鹿传霖在涉及德格土司改土归流的重要事件上，并未知会恭寿，擅自署衔上奏的做法不符合政务运作的程序。换言之，鹿传霖此奏折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备官方认证的效应。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下，遇到特殊情况固然有经与权之间的灵活转换，这样的转换须是在皇权干涉的情况下进行。鹿传霖上奏之时，会衔完整，符合奏折要求，但此时清廷中枢尚未知晓此折系鹿传霖擅自会衔。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俟恭寿上奏陈述情况后，清廷果断作出“四川边务事宜，向由总督会同将军互商妥善，合词具奏。德尔格忒土司地改土归流一案，鹿传霖并未知照恭寿，竟将该将军衔名列入，与历来办法不符”的谕旨45。即便是在特殊情况下为图时效的应急措施，也仍须在清廷规定的制度下运作。特别是在经查鹿传霖所办此案时受张继一面之词所误，就进一步加深了鹿传霖的罪责。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清朝公文制度上的僵硬。

三、事件的后续及影响

鹿传霖与恭寿之间的矛盾随着鹿传霖卸职进京而告一段落，但围绕着对恭寿的弹劾却并未止于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二日，曾上奏公文支持过鹿传霖收复瞻对的给事中高燮曾，连参三折向清廷弹劾恭寿。在奏折中高燮曾提到：“恭寿本平庸，未谙吏治，加以好谀嗜利，罔恤民艰，其纵容家丁也。有宠仆张姓者，在署中揽权纳贿，每事托其关说……由张姓援引均居首要，所有补署各缺，优者纳贿八千金余，亦论价有差，皆张姓居间过付其送人督署(按：此指恭寿)之款……本任宁远府知府唐翼祖，上年十一月檄回本任，其后仍住省城，与督署家丁张姓结纳，遂得股票局提调。总之，署督为将军时尚知收敛，一署总督便任性妄为，贪劣众著如此，其应如何惩警?”46清廷再下旨“该给事中既称恭寿贪劣显著，吏治凋敝，物议沸腾，当有实迹可指”,命高燮曾迅速明白回奏。后高氏再上两折参奏恭寿：“再臣闻四川成都将军恭寿署理总督与为将军时声名迥异，贪劣显著，吏治毒弊，物议沸腾，裕禄抵任时日不可知，而数月中川民已大受污吏剥削之害。恳祈勿俾败坏边疆大局幸甚。附片密陈。”47

至于最后恭寿贪污一案如何处理，史料并未记载。事后不到两个月，四川江北厅发生教案，当地哥老会蔓延至川西南地区，导致富民多被迫胁入会，清廷原命恭寿办理，迅速持平办结，但七月初七恭寿亡故，清廷命文光暂护四川总督、恩存暂署成都将军。

就恭寿与鹿传霖之间的矛盾而言，与此前恒训与丁宝桢的案例有所不同。从最后处理的结果来看，清廷着眼全局，并非仅以二人不和而罢免鹿传霖支持恭寿。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驻藏大臣文海、成都将军恭寿受达赖喇嘛之赂，以致瞻对属藏48。鹿传霖的家书或可佐证此说：“将军又与我闹累赘，亦其家丁张姓，因办土司承袭得贿故也。”49二者冲突除有个人因素外，官职之间的冲突也是一方面，清廷设成都将军之职，最初是为制衡川督，虽可避免一方权力过大独霸一方，在二人配合默契之时，会商之举确能以图全策；若二者有隙，易造成政令不通、效率低下。因该案涉及藏事，驻藏大臣也牵涉其中，三位大员相互掣肘更为复杂。民国时期有学者提出，“由是为大臣者与川督显分畛域，各持意见。凡大臣所办事件，川督不从过问，川督偶有规划，大臣辄与龃龉，两不相谋，边事所以坏也”50。

其次，瞻对一案亦掺杂有清廷各种派系政治斗争的因素。鹿与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素来交好，其家书中有记载云“又闻高阳仙逝，朝政无人主持，亦国运也”51,“闻高阳仙逝，果尔，内中主持无人，公事若掣肘，亦不得不思退步，指日科场又添忙累，亦混到何处算何处耳”,“瞻对收回，真可自强，而反如此疑畏，不肯降一谕旨。看此情形，我不被人劾去，亦必自退，不过迟早间耳。天下事不可为矣。高阳幸尚健步如常，此老竟不能争，尚何望乎”52。可见，李鸿藻的逝世使鹿传霖预感到自己在川推行改革势必阻碍重重。另外，陈宝琛在鹿传霖墓志铭中所记“公檄军讨之，尽收三瞻地，乃请归流设汉官，疏十数上，李文正公韪其言，文正薨，廷议中变。公争益力属，有蜚语上闻，乃解公职”53,或可说明清廷中枢李鸿藻的逝世，对瞻对事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着一定关系。该案也并非单纯的满汉官员对立，时任驻藏帮办大臣的满人讷钦就曾支持鹿传霖“固川保藏”诸策，在鹿传霖上奏清廷奏折时，就引用讷钦为己探得藏方持“察其情词，虽多狡饰，而其心实已畏惧”之态54。但鹿传霖并不满足得到讷钦的支持，后上书清廷以讷钦“到任未久，一切操纵机宜”55为由，直接参与到涉藏事务的处理之中。

结  语

鹿传霖对瞻对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固然是一剂治理“良方”,但改革略显急功近利，在其“政治后台”失势后，更是不惜与成都将军、驻藏大臣等本职为涉藏事务的地方大员交恶，加之当时清廷内忧外患，并存在诸多掣肘的情况下，恐无力进行如此大规模彻底的改革。此案中瞻对虽位康区一隅，但当时该案外涉英、俄、印外交事务，内涉藏、川、青多省民族事宜，以及清廷中枢派系斗争，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当时自身情况出发，清廷在此进退两难之际选择妥协或是无奈之举。

从光绪朝清廷对此案例的处理结果来看，因其国力日渐衰弱，晚清时期四川的权力格局呈现中央逐步放权之势，在川省宦海中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治角力中，朝中各派系、裙带关系、人际交往往往左右着政令的施行；官员之间互不信任，肆意诬告，相互攻讦，以致川边地区诸多改革阻碍重重，严重影响了政务运作的流畅。

光绪年间鹿传霖与恭寿之间矛盾的背后，实际是川督循例不问将军态度，而擅自联衔上奏，这说明至少在光绪年间番地事务由川督具体执行已成常态，成都将军民族职权的丧失亦成必然的趋势。最终，赵尔巽在任职川督期间奏请中枢裁撤将军，成都将军遂交出番地及绿营事权，专辖旗务。“从非其他省城将军可比”到“权限虚有其名”,这一过程中，不仅体现出其地位、功能作用不断式微的趋势，更揭示了清代八旗驻防制度趋于衰败的事实。在不能彻底解决八旗驻防制度内部及外部所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其丧失了应有的功能。

篇幅有限，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参看原刊。

  本文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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