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把四川盆地从古到今的文化通称为“巴蜀文化”。事实上，在战国时期以前，巴与蜀的文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而分别是巴文化和蜀文化。

将巴文化和蜀文化这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文化统称为巴蜀文化，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导源于一种地理单元观念，即它们在地域上是紧相毗邻的，商周时期巴国与蜀国在汉中相邻，而蜀在四川盆地东部包有巴地，当战国时期巴国进入四川盆地后，西与蜀国紧邻，二者在频繁的和与战中得以在青铜文化、民族文化等各方面达到充分交流、互动以至部分整合。第二，导源于二者经济区的大体划一，民风、民俗的大体相近，增强了二者的亲和力。第三，最重要的是，战国时期巴文化区和蜀文化区通行共同的文字——巴蜀文字，更加增强了二者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由于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多种原因，最终在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在诸多层面达到了融合状态，从而形成了大体整合的巴蜀文化。因此，巴蜀文化有广狭两种概念，狭义上的巴蜀文化，特指先秦时期的巴蜀文化，其中包括巴文化和蜀文化。广义上的巴蜀文化，则是指从古至今以四川盆地为中心，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周邻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复合文化的总汇。

特色鲜明　源远流长

由于特殊的地理构造，四川盆地呈现从盆周山地向盆底逐渐下趋的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在这个地理单元内，文化的发展轨迹也就相应地呈现为一个向心结构。从历史脉络和发展阶段来看，先秦至清代巴蜀文化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萌芽，夏商周时期起源、形成并达到第一次鼎盛，秦汉时期转型、全面融入华夏文化并达到第二次鼎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第一个低谷，唐宋时期第三次鼎盛并达到高峰，元明时期出现第二个低谷，清代重新走向鼎盛并向近代化转化等七个发展阶段，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巴蜀文化的鲜明特征。

从人文性格来看，巴蜀文化的基本人文性格为“巴有将，蜀有相”，巴文化“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蜀文化重祭祀，重形象思维，工艺发达，尚滋味，好辛香，多悍勇，喜音乐，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等等。为突破四川盆地四周高山大川地理环境的阻隔，实现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巴蜀人民做出了不懈奋斗，表现出强烈的渴求开放和走向世界的意识、勇于创新的精神。不论三星堆时期还是历次移民，巴蜀文化都表现出特有的兼容气度。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成为千百年来巴蜀文化最鲜明、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征。在思维方式上，蜀人求新善变，具有发达的形象思维、想象能力和飘逸、深邃的思想内涵，富于原创性和再创性内涵的事物也随之成为巴蜀文化最显著的外在表现方式之一。

从巴蜀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其一，社会特点方面，巴蜀文化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五方杂处”的移民文化而不断传承又不断更新。传承与更新，是历史上巴蜀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显著特征。民风“俗好娱乐”，蜀人历来好游乐，成都尤甚。《岁华纪丽谱》记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

其二，学术传统方面，北宋理学家程颐有“易学在蜀”的说法。历史上，从西汉严君平、扬雄，到宋代陈抟、谯定、张行成，明代来知德、熊过，晚清廖平、民国刘子华，形成巴蜀文化显著的易学传统。

其三，巴蜀文化往往表现出“水库”特征，不断向外输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从外引进高文化人才。历史上的四川人才走出夔门后，常常是大展才华，“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苏”等，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加成就其“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推李白与杜甫。这使巴蜀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形态的同时，不断更新其表层结构，从而得以随时站在中国文化主潮流的前沿。

其四，在巴蜀古往今来的精神生活当中，也存在闭塞、保守、贪图安逸、小富即安等消极思想和行为方式。“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其根源是千百年来逐步积淀下来的，与优越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教育兴学　积厚流光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巴蜀文化以其卓越的成就，为中国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教育是文化的生机，要说文化，先谈教育。巴蜀教育有四个亮点：第一，文翁兴学。汉景帝、武帝年间，文翁在蜀兴学，开全国地方官办学校的风气之先。到汉武帝时，朝廷在全国推广文翁的作法，下令天下各郡国建立官办学校。第二，蜀石经。后蜀时期用石数千块，先后刻成《孝经》《论语》《尔雅》等立于益州州学(文翁石室故址)。至北宋又补刻《春秋经传集解》等，共有15部，统称为“蜀石经”，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和唯一有注文的儒家经典石经。第三，宋代书院。宋代四川的书院盛极一时，其中鹤山书院最负盛名，由著名理学家蒲江人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鹤山创办，“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四川书院对推动四川学术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巴蜀学者张栻、魏了翁等不少到湖南讲学，对开创湖湘学派起到重要作用。第四，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成为四川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后来四川大学的前身。

科技文明  “天数在蜀”

科技方面，巴蜀取得了多方面成就，是中华科技文明的瑰宝。都江堰水利工程技术、盐井钻井技术、蜀锦和蜀茶、天然气的发现和使用、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均有巨大成就。

历史记载中，中国最早的盐井开凿于巴蜀。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为蜀守时，“穿广都盐井”，首创了开凿盐井取卤制盐的工业。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自贡钻出1001．42米的燊海井，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燊海井的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

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起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晚期，四川的丝绸织造已达到成熟水平，到战国秦汉时期更是取得高度发展，称为“蜀锦”。蜀锦名列中国四大名锦之首。四川是中国茶叶栽培的发源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后，茶叶栽培和饮茶习俗才传播到中国各地，以后又向国外传播。

巴蜀是史籍所载中国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的地区。至迟在西汉，巴蜀地区就已经发现并使用天然气。扬雄《蜀都赋》、左思《蜀都赋》、张华《博物志》、常璩《华阳国志》等文献均记载了临邛（今邛崃）取用“火井”即天然气的情况，为中国天然气的发现和使用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历史文献说“天数在蜀”，盛赞巴蜀天文学成果丰富，天文学家众多。文献记载的巴蜀天文学家及其贡献主要有：落下闳参与的《太初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成系统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在天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太初历首次记录了五星运行的周期。比古罗马《儒略历》早了58年。《太初历》首次使用落下闳首创的连分数推算历法，较之西方早1600多年。落下闳在创制《太初历》的过程中，为了观测天体，还造浑天仪，又作天球仪，对中国天文历法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扬雄、唐代巴蜀杰出的制造家梁令瓒、宋代的天文学家张思训、以及在天文绘图方面的隆庆府普城(今四川剑阁)人黄裳。黄裳于1010年绘制的《天文图》，是现已发现的最准确的古星图，受到世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

在宋元四大数学家中，普州(今四川安岳)人秦九韶最为杰出。秦九韶1247年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18卷，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一次联立同余式解法)和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是他最杰出的贡献。欧美的整数论者十分推崇他的“大衍求一术”，称之为“中国的剩余定理”，这个定理比欧洲早五百年。他的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欧洲的相同发明早六百年。有的学者认为，欧洲的鲁斐尼—霍纳方法，理应改称“秦九韶方法”。秦九韶以他卓越的数学成就，成为中国古代数学史以至世界中世纪数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在医药学方面，巴蜀人才辈出，以昝殷、韩保贞、陈士良、李珣等人成就最大。昝殷是唐末有名的医生，著有《经效产宝》，是我国最早的产科专著，其中的《产后血晕闷绝方论》“醋铁熏法”，历来在临床上普遍应用。这部书东传日本，引起重视。后蜀梓州（今四川三台）人李珣，祖籍为波斯，撰有《海药本草》，书中记载的药品来自于欧、亚、非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丰富了中国药物学内容，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宋代唐慎微编写的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集宋以前药物之大成，记载药物总数达1588种，由官版刊印颁行全国，使我国本草学从此具有药物学的规模。此书历朝重修刊印的版本多达50种以上，并东传日本、朝鲜。李时珍高度评价说：“使诸家本草及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没者，皆其功也。”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评论道：“十二三世纪的《大观经史证类本草》（即唐慎微所著之书——编者注)的某些版本，要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早期欧洲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县)人杨子建的《十产论》，重点对异常分娩作了详细论述，是我国第一部较详细的助产学专著。

文史艺术  群星璀璨

文学方面，巴蜀文化群星荟萃。

汉代文学，有辞赋、诗歌、散文等各种形式，其中辞赋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巴蜀文学最大的成就就是辞赋，而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为典型代表，“文章冠天下”，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四大家当中的三位大家。

唐代巴蜀文学之风兴盛，陈子昂力驳初唐绮丽的唯美文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对唐诗发展产生了方向性的重要影响，杜甫称誉他为“有才继离骚”“名与日月悬”。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以及女诗人薛涛，前蜀花间派词人韦庄是当时名扬海内的大词人，与花间派创始人温庭筠齐名。

宋代，四川文坛兴盛非凡，“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据《四库全书》统计，清代所存两宋蜀人文集有30多家，《宋代蜀文辑存》则辑录散见于群书的452家蜀人遗文2000多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巴蜀文学的兴盛。其中最著名的是苏洵、苏轼、苏辙，号为眉山三苏，父子三人俱被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地位。

明清时期，四川涌现出不少知名的文学家。在诗歌方面，杨基、徐贲号称明初吴中四杰，杨慎的诗更是独树一帜，杨慎的夫人黄峨也是富于才华的诗人。清代四川诗人辈出，最有名的有张问陶、李调元等人。在散文方面，杨慎、唐甄都是出色的散文家，另有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号称“丹棱三彭”，享誉蜀中。

艺术方面，巴蜀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戏剧、书法等，均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成都前蜀王建墓棺床的东、南、西三面，雕刻有一组24幅乐伎图，再现了前蜀宫廷宴乐的生动情景。这24幅乐伎图所刻的，大多是器乐演奏者，乐器有正鼓、齐鼓、和鼓、笛、大筚篥、拍板、羯鼓、鞉鼓、篪、排箫、筝、吹叶、笙等几十种，属于中国化了的龟兹乐系统，而掺杂有清乐系统的乐器。

史学方面，汉代巴蜀地区有不少关于蜀人历史的史著问世，反映了巴蜀文化悠久的治史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史学硕果累累，涌现出一大批史学家和历史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是谯周和他的《古史考》，陈寿和他的《三国志》，以及常璩和他的《华阳国志》。

宋代史学极为发达，史家辈出，史著宏富，当时史学大家和史学名著多出蜀中，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最著名的是李焘、李心传，为当世大史学家，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大量史学名著。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李焘，最重要也是最有名的史学著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1063卷(今存520卷)。隆州井研　(今四川井研)人李心传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部为中国史学名著。《四库提要辩证》评论说：“有宋一代史学之精，自司马光外，无如二李者。”

文章于2020年11月30日刊登在《川观新闻》

【编辑：中华传统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