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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国学》发刊词
[中华传统文化学院]  [手机版本]  [扫描分享]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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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目前已出版至第八集。本刊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于2014年创办,自第六集始,改由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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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的宗旨是:承传和发扬四川国学研究的光辉的学术传统,开创国学研究的新局面,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本刊以“国学”为名,那么我们所持的“国学”观如何?我们所认为的“国学”的价值如何?本刊审定谢桃坊先生所撰的《〈国学〉发刊词》回答了以上问题。

《国学》发刊词

谢桃坊



中国近世国学运动的兴起是以1905年上海国学会刊行《国粹学报》为标志的。民国元年(1912)元月四川省政府为“研究国学,发扬国粹”,特设立国学院并创办《四川国学杂志》,1922年时任四川通志局总纂宋育仁创办《国学月刊》。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转移西南,国学运动的中心亦相应向西南转移,促使四川的国学研究向新文化倾向发展。1940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国学研究性质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同年在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办《国学季刊》和《责善半月刊》;1941年由国民政府支持顾颉刚在重庆主编国学研究性质的《文史杂志》,同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四川南溪李庄继续出版国学研究性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6年四川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生组建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会刊》。从上可见四川虽僻处西南,却得国学运动思潮的风气之先。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预示国学热潮再度在我国兴起,适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号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为承传和发扬四川国学研究的光辉的学术传统,开创国学研究的新局面,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特筹办大型学术集刊——《国学》。

国学是近世新兴的一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综合性学科。我们从对国学运动历史的考察,可见到它并非是如国粹派学者所理解的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学问。王国维和刘师培以它为中国学术,胡适以为是对中国过去一切文化的研究,这皆过于空泛,势必分解入其他的学科;顾颉刚以为是对中国史料的研究,则取径十分狭隘。蜀中学者刘咸炘曾指出国学是四部书(经史子集)相连,不可划疆而治,它与科学不同。叶楚伧在重庆时曾认为文史研究——国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存在的文史批评公案。郭沫若早年将国学研究等同于考据,并提倡科学的考据。国学前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国学的性质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们认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问题和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胡适关于《红楼梦》版本及曹氏家族的考证,并不是文学研究的范围,亦非文学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梁启超关于《老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的怀疑所引起的讨论,也不是哲学研究的范围,亦非哲学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顾颉刚关于上古史的怀疑而引发对“三皇”“五帝”的考证,仍不是史学研究的范围,亦非史学方法可以解决的。这些皆是国学研究去解决的狭小的学术问题。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和文史批评的公案,例如中国上古史的断代,中华民族的起源,儒家学说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天人合一说的本义与演变,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汉民族国家政权的民族政策,中国诗学与儒学的关系,中国丝绸之路的开通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儒家是否属于宗教,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新发现的古代竹简与帛书的系统考释,西夏文书的考释,新儒学的学术特征,等等,这些皆是复杂而困难的学术问题,亦有待国学研究去解决。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指导我们从事国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可以引领我们以科学的方法去寻求真知,在研究工作中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科学方法是在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或称实证方法。自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在整理国故、研究国学时即提倡采用新的科学方法。他们还认为中国乾嘉时代的考据学方法的实证精神是与科学方法相通的。我们主张继承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学者们使用的科学方法,使之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而愈益完善,如傅斯年所期望的,达到“繁丰细密”的学术境地。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采取“疑古”的态度,国粹派学者则采取“信古”的态度,近年学术界更倾向于“释古”的态度。我们既不坚持“疑古”,亦不盲从“信古”,更不赞成缺乏独立研究而仅凭他人成果遂去“释古”。我们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和寻求真知的客观态度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不赞成国粹主义者从经世致用的愿望出发,试图以儒家政治道德观念去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而期望改变世道民风。国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种重要学问,它是整个中国学术的一个部分,在中国学术中有其合理的地位。我们没有必要夸大它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国学的作用和意义是有限的,只能是少数学者的专业工作。傅斯年以为这种研究由少数学者辛勤地工作,在很小的范围内可以表明国家对学术的崇尚。自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某些学者有意扩大国学的作用和意义,大力宣扬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主张广泛学习国学,还提倡读经。这远离了国学的性质,重蹈国粹派的故辙,将国学基础知识与国学研究混为一谈,根本不属于国学研究。中国应有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国粹主义者所弘扬的国粹大都实为国渣,走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我们同意郭沫若的意见,他说:“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信仰的教条。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那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的错误……古代的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已融会在现代的进步思想方面了。”这也应是国学研究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因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献而感到自豪;其中有许多传统文化的学术问题和文献与历史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这需要由国学研究者进行艰苦的探讨。国学研究是纯学术性质,不具有功利性和实用性,其意义在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寻求真知,扫除谬妄和迷信,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的和事实的依据,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和民族的学术命脉。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强国,在此过程中国学有其独特的不可忽视的意义。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学者们曾希望汉学、中国学或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这个宏伟的愿望是不易实现的。它的实现即在于国学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这将从一个方面标志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创办《国学》集刊是为了团结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师友们,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谢桃坊,1935年生,四川成都人。1960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客座教授。著有《柳水》《苏轼诗研究》《中国词学史》《宋词辨》《词学辨》《宋词论集》《唐宋词谱校正》《中国市民文学史》《敦敦文化寻绎》《诗词格律教程》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编辑:中华传统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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