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中国文化“托命人”的陈寅恪(1890-1969),一生无论是求学异国,还是治学禹域,均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复兴中国文化。陈寅恪对于中华文化有自己的系统认识。他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来源于三纲六纪之说;中国文化由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组成,传统文化体现在隋唐制度、程朱理学、明代心学等方面,民族文化则主要体现在敦煌学、民族学、西北史地之学等方面;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在于依托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融汇贯通,自成体系;中国文化的复兴,依赖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使时过境迁,陈寅恪固守中国文化必将复兴的信念,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自信,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国民众,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20年是陈寅恪诞辰130周年。1944年至1946年,陈寅恪曾受聘于当时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时间虽短,但陈寅恪以其一代学术宗师的风范影响了一大批人。
王川著:《学界泰斗陈寅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
“自成系统,有所创获”
● 中国文化未来何去何从,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
● 坚持中国文化为主体,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优秀之处,并进行中国化改造,才能实现中国文化伟大复兴
陈寅恪认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本身并不是经史子集、典章制度,而是以“三纲六纪”为代表的精神内核。陈寅恪所认同的不是“三纲六纪”代表的维护君主专制、地主阶级利益的制度,而是其所代表的伦理道德,从而发掘其核心理念,并视其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依托,即“抽象理想最高之境”。陈寅恪这一论断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果,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受儒家的影响深远,而思想与学说方面,主要受佛道两家影响。陈寅恪认为儒道佛三家代表了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贯穿其中,即使“如禅宗重修之百丈清规。其首次二篇,乃颂祷崇奉君主之祝厘章及报恩章,供养佛祖之报恩章转居在后。”因此,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也不得不遵循传统的伦理道德,适应中国文化的要求。
陈寅恪始终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文化观。“三纲六纪”“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中国文化是古代封建制度之上诞生,近代以来,随着封建制度逐渐消亡,中国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衰落。在世界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之际,陈寅恪冷静面对,沉着思考,在这一境况下,中国文化的未来何去何从,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
经过冥思苦想,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注意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实现文化的创新与新生。“新儒学之旧途径”就是吸收了外来的佛教文化,整合了本土道家文化,终成宋代儒学的新体系——理学。他指出中国道教思想就是对外来文化坚持吸收利用,以促进道教文化产生新的生机活力:“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陈寅恪既不主张固守中国文化一成不变,任其被时代洪流所磨灭,也不主张胡适等人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全部西方文化。他认为应坚持中国文化为主体,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优秀之处,并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外来文化更加适合中国国情,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托命之人”的精神信念和人生信条。
在文化观上,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治学、处世的根本思想。如何在文化上坚持这一理念,他认为不仅要在学术领域承续先贤之业,而且要能够开拓新的学术范围,引导新的学术风气,开辟新的学术路径。他认为只有王国维符合这一要求。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中指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把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这一行为,视为一个学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意志”。因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世人广泛接受。即使到了晚年,历经了人世沧桑的陈寅恪依然初衷不改,根本原因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治学思想的精神核心。
王川著:《读懂陈寅恪》,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中国文化复兴依赖于
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
●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弱势地位十分担忧,但坚信中国文化“终必复振”
●虽不是研究上的第一人,却第一个提出了“敦煌学”名称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的殖民侵略,国家存亡,文化衰败让国人倍感忧心。陈寅恪也直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虽然如此,他还是坚信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也积极找寻中国文化新生的出路。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依赖于两个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方面,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可见他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碰撞中,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弱势地位十分担忧,但他坚信中国文化“终必复振”。
陈寅恪对隋唐、两宋文化颇有研究,他提出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部分,宋代“新儒学”的成功在于博采众长,以佛教文化融合儒家四书五经,成就儒学的蜕变与宋代文化的繁荣。由此,他也提出正是宋代新儒学的传播,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新生,促进了士大夫追求精神境界,学问真理的信念的诞生。
民族文化方面,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观是他的创见。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中谈及这一观点,北朝所谓有胡汉之分,实际上只是遵从胡人文化与汉人文化的分别,并不是血统上的胡汉之分,在血统与文化这一划分标准上,无疑是更看重文化而非血统。他接着强调:此点乃是理解中国古代之最要点,“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
西北史地之学也是早就进入了陈寅恪的视野,其中以蒙藏学和敦煌学为主。他利用多种语言文字和新方法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源流,对后世蒙古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藏学领域,他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依据长庆《唐蕃会盟碑》订正了其中错误。他更是指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的译者为唐代吐蕃沙门法成,而且论述了法成在学术上的象征意义“夫成公(法成)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湮没者且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之。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与不幸欤”。
陈寅恪虽不是研究上的第一人,却第一个提出了“敦煌学”名称。1930年,当时西方的敦煌学发展得如火如荼,国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却几乎一片荒芜,因此他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同时奋进之心也跃然纸上。陈寅恪从理论上阐述了敦煌文献的珍贵价值,并把它纳入世界学术的新领域中,而且指明包括摩尼教在内的研究方向,预言敦煌学将成为世界显学。陈寅恪不仅首创了“敦煌学”一词,而且对敦煌文书进行了认真研究,包括伯希和盗运的敦煌文书,以及“钢和泰藏卷”等零散敦煌文书。陈寅恪为胡适收藏的敦煌佛经《降魔变文》写跋,也在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中援引敦煌文献,对敦煌佛经卷子的重要价值做了全面的评述。
吸收借鉴和继承创新
是文化发展的生命
●借鉴外来文化,要有主次之分,不能冲淡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
●鉴往知来,要仔细甄别传统文化,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文化的发展路径要注重吸收与借鉴,在交流中发展,在碰撞中新生。首先,在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方面,谈到如何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上,陈寅恪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虽然要借鉴外来文化,但有主次之分,不能让外来文化的观念冲淡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陈寅恪提出中华文化的内涵在于“三纲六纪”的理念,“三纲六纪”只取其理论,不取其内容,即“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人伦观念的肯定,推崇人伦价值的普世意义。这是现今国人无论如何吸收外来文化,也不能丢弃的文化理念。其次,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陈寅恪提出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吸收外来文化资源的同时,既不走全盘西化、改旗易帜的歧路,也不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老路,要走独立自主,兼容并包的光明之路。这就是告诉我们东西文化的碰撞中既不能搞全盘吸收,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是独立思考,有所选择。最后,对于文化的复兴与新生,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随波逐流。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带来的是机遇与挑战,应该积极看待。只要对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改造利用,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本土化,就能完善发展中国文化体系,让中国文化焕发生机活力。
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要对传统优秀文化深入挖掘与研究,去粗取精,发扬光大。首先,深刻理解传统文化鉴往知来,要仔细甄别传统文化,扬长避短,取长补短。陈寅恪在治史治学过程中,注意利用清代考据学的优势订正隋唐渊源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演变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参照。对于宋代理学的研究,可见宋代理学塑造了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精神。其次,深刻理解民族文化,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陈寅恪提出北朝胡汉民族在文化问题上纠正错误与偏差,促进了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最后,陈寅恪对于民族文化的探索与深挖,敦煌学在我国蓬勃发展,《唐蕃会盟碑》千年之谬误得以订正等,这些文化领域的研究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提供了新的空间。总之,陈寅恪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自信,激励我们不断奋进,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原文刊载于《四川日报》,2020年12月28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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