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界致力于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校通过知识传授培养了一批档案人才，奠定了档案事业发展的基础；图书馆学毕业生通过参与档案实践工作、从事档案学术研究、开展档案专业教育，生产与检验知识，多渠道推动档案事业发展；图书馆协会通过为档案事业发展提出建议与规划，一定程度上促成全国性档案机构的成立，助力知识管理；图书馆学期刊通过发表档案类文章，为档案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促进知识传播。这为民国时期档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对建构中国自主的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体系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民国时期；图书馆界；档案事业；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体系；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后，学界目前和未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构中国自主的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体系。然而，构建中国自主的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体系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凭空想象，需要守正创新，处理好与优秀学术积淀传承发展的关系，“促进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知识融通”[1]。

着眼当下，回望历史。鸦片战争后，随着“公共”“共享”理念的提倡，传统藏书楼的公开性彰显。清末时期，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产生后，图书馆事业发展加快。民国时期，由于图书与档案的密切关系以及政府与学界的支持，我国图书馆界主动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在档案人才培养、档案实践工作、档案学术研究、档案机构设立、档案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形成了优秀的学术积淀。因而，研究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界对档案事业的贡献是管窥这一时期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关系的重要方面。

目前，虽有一些成果分析了文华图专在档案人才培养、推动档案学发展方面的作用，但对该校及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阶段特征与贡献研究不够，并且很少涉及其他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也缺乏系统考察图书馆学毕业生、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期刊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成果，无法全 面展现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界对档案事业的贡献。鉴于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有必要系统考察民国时期图书馆界对档案事业的贡献，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体系提供历史借鉴。

1  图书馆学校培养档案事业所需人才

民国时期，“我国改革档案运动，曾极一时之盛，惜未注意培养人才，人事不能奠定基础，实有才难之叹！”[2]因此，培养人才是破解档案事业发展难题的方法。20世纪30年代，随着史学界整理明清档案对档案人才需求的刺激，以国民政府开展的“行政效率运动”为契机，在学界的积极倡导下，一些图书馆学校承担起培养档案人才的重任。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以1934年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为始，以1938年该校西迁重庆为界，分为起步和迅速发展两个阶段。通过考察不同阶段的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活动，把握其特征，深刻展现对培养档案人才的贡献。

1.1起步阶段（1934—1938）

1934年，文华图专利用教育部经费补助“设置档案研究之讲座及其书籍用品”[3]，即为档案管理特种教席，这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的滥觞。直至1938年文华图专西迁重庆，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办学主体和教育形式单一。除文华图专开办档案管理特种教席，讲授档案课程外，并无其他图书馆学校开展其他形式的档案教育。

这一阶段，文华图专在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领域独占鳌头，对档案人才培养的贡献有：一是文华图专图书馆学本科和图书馆学讲习班有数十名学生学习档案课程，培养了民国时期较早的一批档案人才，他们在档案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1933年9月，汪应文就读于文华图专，1935年6月毕业。全面抗战时期，他在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讲授档案分类法课程。[4]二是从时间上看，文华图专是民国时期最早从事档案教育的图书馆学校，对其他图书馆学校从事档案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抗战时期，文华图专档案教师徐家麟转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其开设的《档案经营法》和《资料整理法》课程就是文华图专档案课程的翻版。[5]三是文华图专对档案教育进行了有益探索，如编写讲义、进行档案课程建设，这为战时该校档案教育的快速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940年，文华图专总结到：“根据本校五六年来试验之结果，档案管理内容并不简单……必须循序研究，始能组成一完备知识。故档案管理再不能以图书馆学之附庸视之，而实有成科之必要。”[6]最终，档案管理科得以设立。

1.2迅速发展阶段（1939—1949）

1939年，文华图专开办档案学讲习班。此后，其他一些图书馆学校也从事档案教育，直至1949年秋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开设档案课程。此阶段，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发展较快，其贡献不同于起步阶段。

首先，充实了档案教育力量。全面抗战爆发后，除文华图专继续从事档案教育外，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等学校先后在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中增设档案学课程（表1）。教育主体多元化发展，教育力量不断增强，为培养更多人才奠定了基础。

其次，丰富了档案教育形式。为了满足各机关单位对档案人才的需要，一些图书馆学校除了开设档案课程外，还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档案教育。如1939年文华图专开办档案学讲习班，1940年设立档案管理科，1942年为了“养成档案管理之中级人才，以适应各机关之需要”[7]而设立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至此，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形成了档案课程、档案学讲习班、档案管理科、档案短期职业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并存的体系，为培养各类人才提供了条件。

第三，培养了大量档案人才。这一时期，文华图专是档案教育的主力军。自1939年开办档案讲习班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开办了一届档案学讲习班、六届档案管理科和七届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培养档案人才363人，比同一时期培养的图书馆人才203人多160人。[8]这些毕业生多从事“档案管理、图书室及资料室助理、人事登记助理、文书及收发工作”[9]，他们很快“成为各部门档案管理的骨干力量”和“档案界的骨干分子”[10]。其中不乏黄彝仲、梁建洲、何德全、胡佑身等档案教育者和档案专家。如黄彝仲毕业后任职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短期职业培训班，教授序列法课程，梁建洲教授档案经营法、档案编目法课程，何德全教授档案经营法课程。[11]胡佑身则从事档案工作，抗战胜利后，国防部为了改革档案管理成立了文官处档案组，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第二届毕业生胡佑身作为组员与梁建洲等人制定了档案“十进分类法”，其中一些制度在解放后的档案工作仍然采用。[12]

此外，其他图书馆学校也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档案人才。如1941年，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在图书馆学必修课程中开设档案管理法课程，共开两个学期，每周知识讲授和实习各两个学时。[13]因资料缺乏，1941年以后的图书馆学校开设档案课程培养档案人才数量难以统计。但这些学校的档案课程多为必修课，因而可以肯定的是，自1941年以后毕业的学生大多都接受过档案课程教育。这些图书馆学校培养的有档案学知识背景的图书馆人才是档案人才的补充，有利于缓解各机关档案人才不足的压力。

表1 抗战以后图书馆学校开设档案学课程概况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形成了以文华图专为主、其他图书馆学校为辅的格局，专业教育与课程教育相结合的模式，档案课程、档案学讲习班、档案管理科、档案管理短期培训多种形式并存的教育体系。通过传授档案学知识，图书馆学校造就了一批档案人才，成为推动民国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2  图书馆学毕业生多渠道推动档案事业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文华图专王文山、徐家麟、毛坤、周连宽、程长源、蔡国铭、汪应文等为代表的图书馆学毕业生积极投身于档案工作、从事档案学术研究、开展档案专业教育，多渠道推动档案事业发展。

2.1 参与档案工作实践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机构行政效率问题引起当局的重视。1930年11月29日，蒋介石、胡汉民、王宠惠等人以国民政府名义指示审计院应“遵照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届第四次会议通过刷新中央政治、改善制度、整顿纲纪，确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14]实际上，国民政府机构行政效率低的原因之一是文书运转和档案管理中存在“收发文无总号数”“行政不集中”“遗失文书不易查考”“新旧档案整理不能划一”等问题。可见文书档案工作中的“旧制度，旧方法，缺点很多，是迫切的需要改革。”[15]所以，国民政府于1933年开展了以“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为突破口的“行政效率运动”。因专门人才缺乏和图书馆工作与档案工作的相通之处，一些图书馆学毕业生参与文书档案改革工作。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在推行“文书档案连锁法”、开展档案机构调查、制定档案分类法等方面为推动文书档案改革和提升行政效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核心工作是推行“文书档案连锁法”，文华图专图书馆学毕业生周连宽对此不遗余力。1933年，“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开始后，他任内政部档案室主任。当时“内政部档案诸多改革，均出其规划，为实行甘乃光先生之档案文书连锁法之第一人。内政部档案整理之成绩，已为行政界所周知”[16]。1935年，周连宽随甘乃光赴武昌行营第五处“主持该处整理档案的工作”。他“选定武昌县政府来实验，根据同一原则，参照县政府的特殊情形和需要，来改革该县政府的文书档案制度”[17]，周连宽对推行“文书档案连锁法”的贡献不言而喻。

文书档案改革措施的制定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文华图专毕业生蔡国铭在文书档案改革中注重实地调查工作。1934年6月，他从文华图专图书馆学讲习班毕业后任职于行政效率研究会筹备处。从1934年到1935年，蔡国铭先后调查了行政院、内政部、铁道部、实业部、内政部卫生署、军政部总务厅、教育部、财政部各处司署、海军部、江宁自治实验县县政府等部门的档案室及其档案管理情形，调查内容包括档案组织、登记、分类、编目、典藏、出纳、建筑等方面。在调查基础上，他分别在《行政效率》《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发表了《行政院各部会档案管理概况》《海军部档案室概况》《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档案室参观记》《内政部档案室巡礼记》等文章，为文书档案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此外，文华图专第二届图书馆学本科生王文山1923年毕业后先后服务于国内多个图书馆。1933年他任职于南京国防委员会，加入了“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行列，成为文书档案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他积极探索档案分类，为行政院制定了档案分类法。[18]程长源也从事文书档案改革工作。1933年9月，他进入文华图专第二届图书馆学讲习班学习。1934年6月，程长源“于文华图专毕业后任浙江省兰溪县政府档案室主任，在兰溪县的文书档案改革中屡立功劳”[19]，推动档案工作的有效开展。

文华图专毕业生王文山、周连宽、程长源、蔡国铭等人是“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核心人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应用现代图书馆管理方法，整理档案”[20]，使得文书、档案管理工作逐渐形成一套较为规范、完整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稿面的改良”“收发文的改良”“公文检查的改革”“戳记的改良”“档案的整理”[21]等目的。同时，也加快了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转向。但遗憾的是，王、周、程、蔡等人并未长期从事档案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或从事图书馆工作或参加革命。建国后，他们很少涉足档案工作，这是我国档案界的巨大损失。

2.2从事档案学术研究

民国时期，一些图书馆学毕业生参加档案工作的同时也从事档案学术研究，生产档案学知识。他们的贡献体现在：

第一，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加入壮大了档案学术研究队伍，成为民国时期档案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史学界整理与研究明清档案的过程中出现了近代中国较早的一批档案学人，如陈垣、朱希祖、郑天挺、沈兼士、单士元、傅振伦等。到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开展了“行政效率运动”，行政界甘乃光、何鲁成、滕固等人研究档案学术。同时，图书馆学毕业生如王文山、周连宽、程长源、蔡国铭、毛坤、汪应文等加入其中，为档案学术研究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壮大了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并且他们在档案学术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民国时期刊登档案文章的重要期刊《行政效率》自1934年第8期至1935年第10期刊登的档案类文章作者中，文华图专毕业生蔡国铭出现频率最高，共7次。[22]另外，图书馆学毕业生也在民国时期档案学研究标志性成果“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中占有重要地位。13本著作中，有6部著作的作者是图书馆学毕业生或有图书馆学术经历，占46.2%。其中，文华图专毕业生周连宽是唯一有两本著作入选的作者。[23]可见，具有图书馆学术背景的档案学术研究者在档案学界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图书馆学毕业生开创了档案学术研究的新范式，即“图书馆学范式”[24]。由于 “档案管理方法，本是图书馆学之一支。现时图书馆一面搬入外洋科学的方法，一面温故而知新，把中国固有的东西掘出来也不少。档案界则在这一方面是后知后觉，但很可以把他们研究的结果采取过来，因档案界之特殊情形而加以适宜之修正”[25]，这从理论上为档案学术研究指明了方法。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毕业生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用于档案学术研究，注重研究档案分类、编目、保管与利用。如王文山发表的《整理档案办法》[26]一文系统探讨了档案组织、登记、分类、编目、排列、调卷与装订、典藏、出纳等内容。毛坤发表的《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27]一文则从档案行政、制造、登记、排列、编目、典藏、应用等方面论述了档案处理中的问题。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第一、二届图书馆学毕业生马友鸾和郭淑静分别于1945年和1946年撰写提交了《档案整理办法》和《地方法院档案之管理与整理》两篇毕业论文[28]，对档案整理、档案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此外，“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中也有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采用。可见，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毕业生档案学术的影响。

第三，图书馆学毕业生的档案学术研究成果用于档案专业教育，指导档案工作，推动了档案学体系的发展，形塑了民国时期档案学术研究的实用主义风格。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毕业生的档案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注重实用性，研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档案工作和档案教育。如文华图专图书馆学毕业生毛坤、徐家麟等人的档案学术研究成果成为他们编写档案教材的重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开设相关档案课程，推动档案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吴宝康认为，文华图专档案管理专科开设“课程的内容是集中了当时中外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发展了我国档案学的整个体系。”[29]并且王文山、蔡国铭、程长源、周连宽等人的档案学术研究既是在档案工作基础上进行的，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档案工作的开展。如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一书的出版就有“当为一般从事档案者黑暗中之明灯矣”[30]的目的。因此，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毕业生的档案学术研究体现了这一时期档案学术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

2.3 开展档案专业教育

档案专业教育离不开专门学校，更离不开专业教师。可以说，专业教师是档案教育的核心。民国时期，一些图书馆学毕业生或图书馆学术背景者从事档案教育工作，他们在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师资中占有很大比例。如文华图专档案教师中无论是短期任教的三位美籍教师费锡恩（Grace D. Phillips）、郝露丝（Ruth A. Hill）和周爱德（Iris Johnston），还是长期执教于文华图专档案教育专业的毛坤、徐家麟、汪应文，亦或是兼职教师吴鸿志、皮高品等或毕业于图书馆学校，或具有图书馆工作经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主讲档案课程的徐家麟、周连宽也是图书馆学出身，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和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馆管理科等图书馆学校的档案教师亦毕业于图书馆学校。尽管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主讲档案课程的傅振伦和郑天挺不是图书馆学科班出身，但他们也有图书馆工作经历。[31]因此，图书馆学毕业生或具有图书馆背景者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校档案教育师资的重要力量。

研究表明，图书馆学毕业生在档案教育方面的贡献为编写教材与讲义，为开设的课程服务，推动档案课程体系的建设。如毛坤于1928年6月毕业从文华图专后留校工作。1934年秋，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毛坤任中文档案管理课程教师。当时，文华图专档案专业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相关理论成果缺失的难关，建立档案教育的计划也遭到了阻碍。”于是“承担档案管理课程的毛坤立足教学实际，利用优越的研究平台撰写了《档案经营法》讲义。”[32]该讲义是档案课程的重要教材，“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还着力于档案学理论研究，尝试建立的档案学体系开拓了相关课程，接受了时间的检验，引领教学发展突破阻碍，使文华图专成功设立档案管理科。”[33]此外，徐家麟、汪应文等也积极编写教材、讲义。如徐家麟编写有《西洋档案通论》《中国档案通论》《资料管理》等讲义，为其开设的档案通论、西洋档案学、资料管理等课程教学服务。[34]全面抗战时期，文华图专举办档案学讲习班、档案管理科和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档案课程不断完善，共开设有“必修课程22种，选修课程8种”。总体上“课程设置实际更为丰富”，“档案专科课程体系日趋完善，与图专互设课程、体系相近，形成并立之势。”[35]

与文华图专相比，其他图书馆学校毕业生或图书馆经历者对档案教育的作用并不明显，仅有个别人员从事档案教育。如1945年，伍宗华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毕业后在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任教。[36]据档案显示，该校档案管理法课程所使用的教材《档案管理法大纲》就是由伍宗华和张桢琳共同编写的。[37]其中，张桢琳曾于1943年任职于国立西北图书馆。[38]他们的教育活动显示了普通图书馆学毕业生对档案教育的贡献。

3 图书馆协会推动档案机构的成立

图书馆协会作为图书馆事业的领导者，致力于谋划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存在最久的全国性图书馆协会。该协会除服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外，也在年会中提出设立全国性档案机构的议案进行讨论，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显示了图书馆协会参与档案事业的设想与努力。

1929年1月28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次日举行分组会议。协会个人会员蒋一前提出《呈请政府组织中央档案局案》。他认为建立中央档案局十分必要，因为：第一，档案整理乃当务之急，但现有整理方法混乱，导致档案查阅不便，设立中央档案局以解决此弊端；第二，档案是国家重要文献，应设专门部门典藏；第三，旧档案管理工作没有标准方法，档案整理不完善，影响档案的移交。设立中央档案局，参考科学方法，采用标准检字和规定索引进行档案整理工作，进而为全国档案整理工作树立标本。[39]此外，蒋一前还提出了设立中央档案局的办法。他主张中央档案局应“为中央图书馆之一部分，先设立中央档案局设计所，由政府选派图书馆专家及索引、检字专门人员，设计整理之方法。”[40]该案议决通过，提交有关部门执行。

档案整理需要专门的机构、完善的规则和科学的方法，以便档案的保管与利用。虽然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时成立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但其职能有限，我国始终缺乏一个全国性的档案机构。而且当时的档案工作弊病百出，已经到了“非设中央档案局，不足以就其弊”[41]的地步。可见，设立国家级档案机构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从时间上看，这是民国时期最早提出设立国家级档案机构的议案，说明了图书馆协会对档案事业的设想和远见卓识。然而，此提案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不过，“蒋的提议虽然遭到行政院的否决，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图书馆界对当时档案分散保存状况的关注与参与解决的努力”[42]。

自20世纪20年代起，受“八千麻袋事件”的影响，档案事业逐渐得到重视。档案整理工作如火如荼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档案事业的发展对全国性档案机构的需求更加强烈。1933年，由国民政府主导的以文书档案改革为核心的“行政效率运动”在国民政府各级档案机关内部开展。“国民政府及各机关档案的科学化管理与保存问题又再次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国立档案库’的设想应运而生”，但终未成立[43]。

虽然设立中央档案局的设想未能实现，但中华图书馆协会仍致力于推动成立全国性的档案机构。1936年7月20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青岛举行第三次年会。23日，沈祖荣报告了中华图书馆协会通过的议决案，其中就包括由吴志提出的《请协会会同中国博物馆协会呈请中央设法于庚款中拨款一百万元，以建设中央档案库案》。[44]此案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中国博物馆协会呈送教育部、中英庚款董事会执行。关于提案内容，目前无法得知，但可以看出中华图书馆协会对成立全国性档案机构的努力。由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提案始终没有被付诸实践，整个民国时期也没有成立中央档案库。不过，学界关于建立国家级档案机构的努力并未停止。历经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1月国史馆的成立，我国才有了负责档案接收、整理、分类、编目、典藏、借阅、陈列的国家级档案机构。[45]这距离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提案已过去了近20年的时间，反映了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和经济不发达背景下建立国家级档案机构的曲折性。虽然没有资料直接表明国史馆的建立是中华图书馆协会努力的结果，但协会最早提出建立全国性档案机构的议案和所做的努力有利于国民政府教育部、行政院等部门认识档案事业的重要性，对于国史馆的建立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华图书馆协会提出建立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库的议案表明图书馆界从文献保存、整理、利用等知识管理和文化传承的视角认识档案工作，这也是档案工作和图书馆工作的共通之处。所以，中华图书馆协会实际领导人袁同礼在1929年协会第一次年会中提出了各省市政府应调查、登记、保护地方档案的议案，其理由是“档案，关系一切文献至为重要”[46]。这为档案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建议与规划，有助于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

4  图书馆期刊提供档案学术交流平台

档案事业的发展需要专业教育、专业人才和专业协会，也需要专业刊物，传播档案学知识。民国时期，档案类期刊较为缺乏。随着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一些非档案类期刊发表档案类文章，以满足档案学术交流需要。这一时期，很多档案学论文发表在由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筹备处主办的《行政效率》期刊上，在当时出现了“《行政效率》杂志一枝独秀的局面”。但其“昙花一现的寿命并未能承担起档案学术广泛交流的历史重任。”[47]

与图书馆学期刊情况不同的是，民国时期仅有的几种“所谓的”档案期刊并未以“档案学”或“档案”等关键词命名，也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档案专业期刊。如《行政效率》（1934.7～1935.12）属于政治类刊物、《文献论丛》（1936.10～1937.7）和《文献专刊》（1944～1945）属于历史类刊物。另外，这些期刊不仅创刊时间较晚，而且存在时间较短，不能满足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由于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图书馆事业与档案事业的密切关系，一些图书馆学期刊也刊登档案类文章，为档案学术论文提供发表园地和交流平台。

笔者检索《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故纸堆》等重要民国文献数据库，并根据赵俊玲编著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图书馆协会编著的《图书馆学季刊》（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编辑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资料室编的《档案学论著目录 （1911-1983）》（1986年，档案出版社）等资料进行统计后发现，民国时期，至少有11种图书馆学期刊发表档案学文章，如表2所示。

表2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发表档案学文章情况

表2表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图书馆学季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图书与文献》等图书馆学期刊上刊登的档案学类文章较多。其中，《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简称《会报》）最多。这主要是因为该刊的主办机构中华图书馆协会关注档案事业的发展。另外，《会报》存在时间长（1925～1948），前后达20余年，为发表更多的档案类文章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会报》发表档案类文章前后跨度有10年（1928～1947）之久，这本身已经超过了很多图书馆学期刊的存在时间。而其他图书馆学期刊存在时间短、影响小，刊发档案类文章也相对较少。总体来看，图书馆学期刊发表档案类文章主要集中在1930年至1936年。全面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很多图书馆学期刊因为战争的影响而停刊，发表档案类文章也较少。这与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和档案事业发展趋势相一致。

从刊载文章看，既有国内外档案学著作的评论与推荐、国内专门档案的介绍，也有档案工作经验的总结、档案机构的调查、珍贵档案（目录）的公布、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和档案教育情况的报道，涵盖学术性、知识性，内容丰富。这些图书馆学期刊为档案学术成果发表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有利于档案学知识的传播，对档案学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民国时期，在档案学期刊十分缺少的情况下，一些图书馆专业期刊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档案学期刊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档案学专业期刊数量少、存在时间短的不足，起到了促进学术研究、传播知识、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作用。

5  结语

学界在论及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关系时，多认为两者具有同族或同源的关系。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长期以来，“图书与档案难以划清彼此的区别，均以图书所代替，或直接称为图书”[48]。甚至1920年代发生的“八千麻袋事件”所涉及的档案中也有不少善本图书，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界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另外，民国时期，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中的专门教育、专业协会、专业期刊等重要角色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由于图书与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并且图书、档案都同属文献，关乎中华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社会的进步，这是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界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现实逻辑。因而，我国图书馆界主动在档案人才培养、档案实践工作、档案学术研究、档案机构设立、档案学术交流等多个方面为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可以发现，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界以档案知识为依托，以档案学知识的生产（档案学术研究）、传授（档案人才培养）、传播（档案学术交流）为途径，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学知识与档案学知识交流互动。如文华图专图书馆学专业中开设档案经营法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档案学知识素养。同时，该校档案管理讲习班和档案管理科分别开设图书馆学概论、中文图书编目法、图书订购法等图书馆学课程。从本质上看，这一过程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知识与档案学知识融合发展的表现。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形成了良性互动。这既是图书馆与档案学发展中的优秀学术积淀和宝贵的学术财富，也是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的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需要持续传承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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