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文学研究》

作者：于晓川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28-2395-9

我关注曾巩，缘于李白集的整理。20世纪80年代，我与同门友从詹锳先生整理李太白集，校勘底本用的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蜀本。这个本子有两大特点：首先是类编李白诗，“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这是与曾巩同朝大臣且是藏书家宋敏求所做的工作。曾巩《李白诗集后叙》说：“《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宋敏求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以工部郎中同修起居注，次年，加知制诰、判太常寺。他正是在这一段期间搜集整理了李白集。第二是编年。从第六卷下半的“歌吟”起，到卷末“哀伤”，每一类中都有大致的编年，并且在诗题下注明诗人的行踪所在。据詹锳先生考证，这项工作就是曾巩所做。此时曾巩正在馆阁任上。詹锳先生《〈李白集〉版本源流考》据此勾画出了李白一生游踪的线路：蜀中→襄汉（襄阳、楚汉）→淮南→会稽→安陆（安州）→鲁中→吴中→（吴越）→长安→去长安后→北游→燕魏（燕赵）→太原→陕西（陕右）→洛阳→河南→梁宋→再至鲁中→齐鲁（齐州）→再至淮南（淮泗）→再入吴中→金陵→秋浦→庐江（舒州）→江东→寻阳→永王军中→宿松→寻阳→流夜郎→上陕、峡路、巫峡→荆州→江夏、岳阳→寻阳（庐山）→宣城→历阳→复至金陵→当涂。再看曾巩的后序：“盖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襄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观云梦。云梦许氏者，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闻其名，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邠，历商于，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浮淮、泗，再入吴，转徙金陵，上秋浦浔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浔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材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浔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这个路线与曾巩的后序完全吻合，是曾巩根据李白的诗文考证出来的李白一生游踪，是李白一生游踪最早也最为具体的勾勒。因此詹锳先生评价说：“虽然曾巩对李白游踪先后的考定未必完全正确，各类中考订的诗篇先后也较粗疏，但总是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轮廓，给我们按年编排李白诗文提供了最早的依据。这是非常可贵的。”因此可以说曾巩是研究李白诗文并为其做编年的第一人。曾巩对李白及其诗文的评价也颇中肯：“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旧史》称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余以为实录。”这一段文字虽然很短，却精练地概括出李白其人其诗的特点。因此，曾巩在李白研究史上的地位十分明显。

按照当代的学科分类，曾巩还是宋代著名的文献学家。他在仁宗嘉祐五年（1060）被欧阳修举荐到京师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此一工作就是国家图书馆馆员的工作，与我应该是同行。他校勘整理历代典籍，可考者有《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有的撰写了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云：“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 事具《汉书》向列传。而《隋书》及《崇文总目》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 曹大家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 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雠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战国策目录序》云：“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由这两篇目录序可了解曾巩整理旧籍所做的工作。首先是辨析版本源流。刘向著《列女传》是八篇，《隋书》及《崇文总目》著录为十五篇，这是曹大家注《列女传》时把七篇分为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而成。这就说清楚了八篇和十五篇的原委。曾巩整理古籍，不是死守在馆阁做校勘整理，还要访书于社会，辑佚古籍。《战国策》到宋代已经缺失十一篇，曾巩访求于士大夫之家，搜集佚文补充之，《战国策》才成完璧。曾巩整理国家典籍之功，堪比汉代的刘向、刘歆。            

但是，今日读者所知道的曾巩，是唐宋散文八大家的曾巩，却很少了解曾巩对李白的经典化所作出的贡献，至于他作为国家图书馆馆员为古籍整理与传播所做的非凡成绩就更少有人知了。退一步说，不论以上两个方面，只谈诗文，可看看同时代人的评价。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说：“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说：“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无论新党旧党，对曾巩文章的肯定众口一词。曾巩的同父异母弟曾肇说：“是时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而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者未能远过也。”可见曾巩诗文成就和影响极高。今人钱钟书先生说：“就‘八家’而论，他的诗歌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但在八大家中，曾巩与同朝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和王安石相比，他在今天的处境颇寂寞。八大家中的其他七家集都有注本，唯有曾巩迄今没有注本，对曾巩的研究远不能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称。朱熹说：“予曾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我也颇有此感此叹。所以当晓川与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提议她研究曾巩。

晓川研究曾巩，我主张她不要理会博士论文习惯的套路，讲什么统系结构，而是从问题出发，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所以她的论文集中于两个方面的研究。 

首先是曾巩集版本的梳理。据晓川梳理，曾巩集自宋元至明清流传至今，共有二十余种版本。这些版本大致分为《元丰类稿》《曾南丰先生文粹》《南丰曾子固集》三个类别。其中《元丰类稿》是最主要的版本，为曾巩流传最广的诗文集。《元丰类稿》按先诗后文编排，计有五十卷（有五十一卷者为加续附碑志哀挽一卷）。第二种以“文粹”为名，有宋刻《曾南丰先生文粹》，明刻《南丰曾先生文粹》两种存世，皆为十卷，是曾巩的文章选本。第三种为金刻《南丰曾子固集》，含古诗、律诗三卷，文七卷，共三十四卷，内容多与《元丰类稿》相异。晓川用了大量精力跑图书馆，作《元丰类稿》版本的调查。她的论文正是基于这踏实的工作，对《元丰类稿》的二十余个版本一一加以考叙，还原各版本的面貌及在历代的流传情况。在考证中，她注意梳理清楚各版本的刊刻信息和源流递嬗。晓川的论文证实元刊《元丰类稿》实有两个版本：大德本和黑口本。大德本是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敬所刻。据丁思敬《元丰类稿后序》：“公余进学，官诸生访旧本，谓前邑令黄斗斋尝绣诸梓，后以兵毁。夫以先生文献之邦，而文竟无传，后守乌得辞其责。乃致书云仍留耕公，得所刻善本，亟捐俸倡僚属及寓公、士友协力鸠工摹而新之，逾年而后成，其用心亦勤矣。”丁思敬所刻的底本是云仍留耕公所刻善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栏。此本是孤本，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元刊《元丰类稿》还有黑口本。此本由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据此影印。此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贺莉发表于《图书馆建设》1993年第6期的论文《曾巩及其〈元丰类稿〉》所描述的藏于齐齐哈尔市图书馆的《元丰类稿》元刊残卷，即是这个本子。晓川细致地比较了大德本与黑口本版式、目录及内文文字的不同，确定大德本与黑口本是两个不同的元刊《元丰类稿》。她进一步考证明刊《元丰类稿》的版本源流，发现明代的正统邹旦本、成化八年杨参本、嘉靖十二年莫骏重修曾文受本、嘉靖四十二年贵阳任懋官重修本，都保留了元黑口本的特征，从而得出结论：明代多数《元丰类稿》版本都源自学者并未注意到的元刊《元丰类稿》黑口本。这是《元丰类稿》版本很重要的发现。其他考证如明刻黄希宪本是依据《曾南丰先生文粹》校订重刊；明秦潮刻本与九世孙曾文受本有密切关系；清彭期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有较高的校勘、评点价值；流传至今的《南丰曾子固集》的部分内容、《南丰杂识》、《隆平集》很有可能是《续稿》、《外集》的内容，等等，厘清了曾巩集版本的诸多问题。

晓川此书的第二个重点是对曾巩文学思想的研究。在第三章，她以曾巩与同时代人的交游为切入口，论述曾巩文学思想的形成。在众多的交游者中，晓川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物：曾巩的伯乐欧阳修，好友王安石和追随者陈师道。从晓川细致的论述可以看出，曾巩志于古道、以文传道的思想是在师友文学思想互相激发与影响中形成的。曾巩上欧阳修书，以“执事将推仁义之道，横天地，冠古今”表达他对欧阳修的认识和尊敬，以“不敢有愧于古人之道”自期，并表明自己：“尝自谓于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他写给王安石的信也以“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称其行”赞许他。这是因为欧阳修和王安石的思想都以道为重，三人的文学思想有其相通近似之处。三人关于文道关系的认识有同有异，互为补充和修正，这与三人的交流不无关系。晓川的论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晓川从交游入手研究曾巩的文学思想，不仅依此了解曾巩文学思想渊源和形成，亦兼可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应该是聪明的研究策略。

关于曾巩的文学思想，此书显然把主要篇幅放在了曾巩文道观的探讨，这是源自“道”是曾巩文学思想核心范畴的判断：“曾巩继承欧阳修的文道观，‘道’得以成为曾巩文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辨析‘道’的内涵，了解其对‘道’的体悟，是深入研究曾巩文学思想，把握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我认为这个判断符合曾巩文学思想的实际。在这一章里，晓川首先致力于发掘曾巩文学思想中所谓“圣人之道”“先王之道”的内涵，曾巩从周公孔子到扬雄韩愈建构的道统，从致知、穷理到明之、乐之、安之自觉体道所达到进入“天下之通道”的境界。然后展开对曾巩文道观的研究，从“文存圣道”“道辩则明”“以文传道”“以道评文”四个方面分析了曾巩对文与道关系的认识，总体看既系统而又不乏深刻，晓川出道于文学理论的优势得到一定的显现。此书的最后两章具体分析曾巩的诗文，进而提炼曾巩师法经典、研习法度的文章观和娱情写物、以道节情的诗歌思想，不仅使曾巩的文学思想更加丰富具体，而且更加深入地论证了曾巩以“道”为核心的文学观，曾巩之为淳儒的文学观显出了立体型态。

书稿既以《曾巩文学研究》为题，可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比如前面谈到的曾巩作为馆阁之臣整理典籍的实践和其文献学思想，就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此而言，希望此书是晓川研究曾巩迈出的第一步。

2023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