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家谱集成（200册）》

主编：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执行主编：王川

执行副主编：李勇先、毛丽娅、吴艾坪

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页数：95740页

开本：16开

装帧：精装

定价：179800.00元

ISBN：978-7-5464-3612-8

内容简介

此书为古籍影印，共200册，此次收录家谱近千卷。从整体上看，主要具有地域涵盖广的特点。家谱从地区分类，基本囊括了巴蜀两地的范围。

按姓氏统计，占比靠前的姓氏分别为李、张、陈、王、杨、刘、唐、周、罗。其中，以姓氏最多的李姓家谱而言，总体上呈现地域分布广、家谱保存完好、再订增修多等特点。据李氏相关家谱记载，祖上为湖广籍最多，而赣籍次之。从收录的姓氏来看，还存在“多姓合谱”的情况，如四川盐亭的“孙刘袁姜伏五姓合谱”。就版本与内容而言，此次所收录的家谱，虽不能说是最完全的一个系列，但是也集中收集了明清到近代以来巴蜀地区的主要的或者重要的家谱的类型。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明清至民国时期，巴蜀地区人口迁移史、社会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巴蜀家谱集成》前言

王   川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有史以来，凡有人群处，大多有个人私家血缘谱系的记载文字，其中，对于家族记载的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无论中外，概不如此。就中国而言，一般都认为，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梁启超指出：“方志，一方之史也; 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 年谱，一人之史也。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这一论断，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历史记录的重要性的认识，并高度概括了家谱对于“国史”取材的重要性。

所谓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其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中华血亲群体内部传承的家族世系和祖先事迹的文化图籍，家谱于文献上对于有多种名称，如谱牒、族谱、族志、宗谱、家传、家牒等。这其中，“家谱”一词，使用最多，最具有代表性。家谱，记载了一个家族的源流所自，开花散叶，发展历程，以及各类重大事项，寄托了一个个社会群体“强宗固族”的理想追求，记载了一个个家族的自治规范（家训、家风、家教等）。通过一个家族的微观叙事和独立书写，可以透视出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生动细节和个性变迁，既是流传久远的血缘体系的有效载体，更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壹·家谱的出现及在巴蜀地区历代的发展

由于“家谱”的多种形式，故学界在探讨“谱”作为一种历史认同，最早源于何时有着不同的结论。

就家谱这种形式而言，目前可知最早的谱书可以追溯至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修谱之风亦随着封建家族观念的不断深入而愈发兴盛；修谱的对象亦呈现从“上层贵族”到“底层百姓”的延伸。

中国共产党人向来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上升到了新阶段。目前，倡导家训、家风、家教，成为建设社会文明新风尚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充分论证了”家“与”国“的关系。这其中，记载家庭大事的家谱，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中国的家谱整理、收集工作，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全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积极抢救性收录了一大批家谱。其中，上海图书馆更是在收集、整理家谱的基础上，利用数字人文的方式，通过建立电子数据库，将家谱资源档案进行了技术化处理。

初步统计，目前上海图书馆所建立的“上图馆藏家谱目录”（今为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已收录近9万的家谱，涉及3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台湾及香港、澳门特殊行政区，收锆之纂修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宋元符年间; 纂修方式亦含括木活字本、排印本、稿本、铅印本、刻本、抄本等形式。将如此庞大的家谱进行电子化，可使得家谱档案资源永久性保存。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一方面避免了贮藏不善对文献的损害; 另一方面打破了以往家谱资源相对封闭的桎梏，更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承。

家谱作为维系宗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自古以来都对我国宗族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受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状况、地方统治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不同地区纂修的家谱皆呈现一定的特性，较为明显的呈现地域性特点。

就巴蜀地区而言，受到巴蜀地区地理环境及战争、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巴蜀地区所纂修的家谱中“移民浪潮”是为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明末清初，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政策的作用下，大量家族由此从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迁入巴蜀地区，而明末清初巴蜀地区的家谱大多忠实地记载了这一过程。另一方面，巴蜀地区内部不同区域的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也反映出各地的地域性特点。如川南自贡一带所纂修的家谱中，反映出当地家族大多从事盐业生产; 乐山、涪陵、南充、丰都等大江沿岸之地，民众所纂修的家谱则大多与水运、码头相关行业有关。从各地家谱的记载来看，巴蜀地区的人口流动主要分为两种形式：即省内流动、外省来迁。省内流动主要是人口从经济相对不发到地区向富饶地区迁移，具体表现在由川东、川东北等地向川西平原迁移。正因如此，川西平原地区的家谱呈现该地区家族定居时间长，版本重修次数多，家族活动范围亦相对稳定; 川东北等地区则受相关人口迁移政策影响大，人口流动频繁，定居时间短的特点。宗族文化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各地区家谱所表现的文化差异性、地域特殊性，才使得巴蜀文化的内容更为丰富。

此前，四川省图书馆集中收录了一批家谱，但更多的家谱仍分布在民间，部分贮藏情况不容乐观，整体上呈现分散广、残破情况多、封闭性较强等问题。而如何对于这些颇具文献价值及研究意义的家谱进行妥善的存放，又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正如学界所指出的，“巴蜀文化，是指四川省地域内，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它是祖国中部长江流域三大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巴蜀的家谱，自然包括了四川境内各民族的家谱，因已有《中国彝族谱牒选编·四川卷》等集成性家谱影印出版，因此，本《集成》暂不涉及少数民族文字编成的巴蜀家谱，待时机成熟，另行编纂成册刊行。

因此，编者在研究四川历史文化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关注，以及友人李勇先教授的帮助、青年学人吴艾坪讲师与左茜讲师等的加入与共同整理，积极开展巴蜀历代家谱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编者希望，通过《巴蜀家谱集成》对巴蜀地区家谱的收录及整理，一定程度上为激发巴蜀文化活力，促进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贰·《巴蜀家譜集成》的基本情況説明

图 2《集成》收录家谱四川地区概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地区地区分类》《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姓氏分类》、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数据库等

图 3《集成》收录地区详表（四川部分）

数据来源：《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地区地区分类》《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姓氏分类》、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数据库等

注明：

上表按现今行政区划统计：巴中由巴中（4）、南江（1）、平昌（1）、通江（4）累计; 成都由成都（58）、简阳（70）、大邑（1）、金堂（15）、彭州（10）、郫县（9）、蒲江（11）、邛崃（1）双流（23）、新都（18）、温江（1）、崇州（5）、崇庆（2）、都江堰（3）累计; 达州由达县（12）、达川（2）、达州（3）、四川大竹（3）、四川开江（7）、罗江（5）、万源（2）、宣汉（117）累计; 眉山由丹棱（2）、眉山（6）、青神（1）、洪雅（1）、仁寿（32）累计; 德阳由德阳（7）、绵竹（6）、中江（15）、广汉（8）累计; 自贡由富顺（13）、荣县（12）累计; 凉山由甘洛（1）、凉山（2）、冕宁（2）、西昌（3）累计; 宜宾由珙县（2）、高县（14）、江安（2）、南溪（1）、筠连（2）、宜宾（8）、兴文（1）、长宁（3）累计; 泸州由古蔺（1）、合江（6）、泸县（6）、泸州（14）、永叙（2）累计; 绵阳由盐亭（3）、绵阳（14）、三台（16）、什邡（3）累计; 广安由广安（5）、华蓥（1）、邻水（8）、岳池（2）累计; 广元由广元（4）、剑阁（6）累计; 雅安由汉源（1）、芦山（1）、泸定（1）、天全（1）累计; 资阳由乐至（8）、资阳（24）、安岳（8）累计; 乐山由犍为（4）、峨边（1）、井研（2）、乐山（2）、沐川（1）累计; 南充由四川阆中（1）、南部（1）、南充（5）、蓬安（2）、蓬溪（4）、顺庆（1）、仪陇（40）、营山（2）、苍溪（5）累计; 内江由隆昌（15）、内江（49）、威远（11）、资中（14）累计; 遂宁由射洪（7）、遂宁（9）累计。

从上图3可见，在《集成》收录的四川地区家谱中，宣汉是四川各县中占比最大，达到了117个。而这一部分的家谱大多保存在宣汉县档案馆，且保存情况较好，反映出地方政府的重视对家谱的进一步研究、使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各地区纂修家谱的内容与当地的经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如自贡地区家谱中多有从事盐业生产的记载。

另外，以凉山为例的四川民族地区，亦收录有家谱，如《白彝曲木氏世家》等则是典型的中文撰写的少数民族家谱，这是巴蜀历代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彝曲木氏世家》记载了该家族的发展及变迁，为学界研究民族地区的家谱、家支情况、当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等，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重庆地区

再以重庆为例，《集成》收录重庆39个地区，共312卷的家谱。与四川地区收录家谱的情况不一致的是，《集成》中收录已分区所占的比例要略大于未分区部分。如下图（4）所示。未加以分区的原因亦与四川地区类似，主要是“多姓合谱”“多地合谱”等情况造成。

图4《集成》收录家谱重庆地区概况

数据来源：《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地区地区分类》《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姓氏分类》、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数据库等

图5《集成》收录地区详表（重庆部分）

数据来源：《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地区地区分类》《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姓氏分类》、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数据库等

注明：

因《集成》一书编撰时间较早，故部分行政之区划与今天略有出入。鉴于此，按今天的行政划分，上图市辖区由巴南（12）、巴县（3）、江北（7）、南岸（1）、渝北（5）累计; 长寿由长寿（29）加上四川长寿（2）合计; 涪陵由涪陵（29）加上四川涪陵（1）合计; 黔江由黔江（6）和四川黔江（1）合计; 铜梁由四川铜梁（2）和铜梁（6）合计。

由图5可见，《集成》较为广泛的覆盖了整个重庆地区，其中渝东南地区数量较多。《集成》中收录重庆相关家谱最多的地区系丰都，共计61个。其中，据丰都地区各姓氏家谱所载，来自湖北麻城县的家族多达36个，来自其下辖孝感乡的家族多达32个，可见湖北孝感乡曾有大量的人口迁入到丰都生活。整体上看，靠近湖广一带的地区纂修的家谱呈现版本更丰富、数量更多，这或是在“湖广填四川”的影响下凭借地理位置更靠近湖广地区所致。

从巴蜀地区家谱的分布来看，相较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巴蜀偏远地区纂修的家谱数量更多，这些地区受宗族文化的影响作用更明显。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态势，与当时移民人口选择迁入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进行生产生活，以及家族群聚的生活模式有着一定的关系。

第二，时间跨度长。

按有明确纪年的家谱统计，《集成》收录最早的家谱系藤溪陈氏宗谱（传），此谱不分卷，纂修于清康熙十年（1671）。民国年间，巴蜀地区的家谱数量较多，《集成》所收录的大多数家谱亦是出自这一时期。其中，重修增订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见巴蜀地区的各家族对家谱的愈发重视。这一点趋势不仅反映在巴蜀地区的家谱纂修上，也是当时全国关于纂修家谱的一种趋势。就《集成》收录家谱的情况来看，巴蜀地区家谱的纂修一定程度上受到抗战军兴的影响。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重修、新纂的家谱数量较少。

另一方面，受抗战影响，大量外来人口举族迁至“西南大后方”。这一时期，巴蜀地区迁入人口出现“小高潮”，而随着战争的胜利，此前迁入巴蜀地区的部分家族选择留下来，故这一时期纂修的家谱中，部分记载了因“从军”“随军”等缘由迁入巴蜀地区的相关内容。

图 6《集成》收录家谱版本数量及年代

数据来源：《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地区地区分类》《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姓氏分类》、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数据库等

第三，版本版别多，内容丰富完整。

内容上，《集成》收录的家谱大多记录了各家族的姓氏源流、迁徙、世系、人物传记、堂号、宗祠，部分家谱还详细的记载了本族的祖坟、祭祀时期、从事生产的行业、相关家族契据、宗规、家训等方面。而具体到每一种家谱的版本上，大多都有明清至民国年间多种时代的版本，包括抄本、刻本、刊印本、未刊稿本、木活字本等多种形式。“一谱多版”的情况亦较多。

图7《集成》收录家谱姓氏比例图

数据来源：《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地区地区分类》《中国家谱总目巴蜀姓氏分类》、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数据库等

《巴蜀家谱集成总目录》中共收录的姓氏约180个。

其中，按姓氏统计，占比前十的姓氏分别为李、张、陈、王、杨、刘、唐、周、罗，具体占比如上图（图7）所示。其中，以姓氏最多的李姓家谱而言，总体上呈现地域分布广、家谱保存完好、再订增修多等特点。据李氏相关家谱记载，祖上为湖广籍最多，而赣籍次之。从收录的姓氏来看，还存在“多姓合谱”的情况，如四川盐亭的“孙刘袁姜伏五姓合谱”。此谱以孙氏为主，记录了各当地各家族迁入川省的时间及发展。就版本与内容而言，《集成》所收录的家谱，虽不能说是最完全的一个系列，但是也集中收集了明清到近代以来巴蜀地区的主要的或者重要的家谱的类型。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明清至民国时期，巴蜀地区人口迁移史、社会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叁·《巴蜀家谱集成》整理与出版的意义

其一，便于传统文献的整理与保存。

家谱作为传承地方宗族文化的文字载体，是一种重要的文献资料。由于部分家谱仅供家族内部收藏与私人使用，这样的封闭性既不利于各地宗族文化之延续，也不利于妥善保存。特别是部分内容具有珍贵，颇具史料价值的家谱，多是明清、民国年间采用线装形式所装订而成，年代久远，加之因保存方式不善，保护状况已不容乐观，缺页、残卷等情况较多，不少家谱已是孤本，甚至有的已遭到了较大程度的损毁。《集成》收录之巴蜀地区诸多家谱，可视为针对巴蜀地区家谱的一次抢救性，为巴蜀地区传承宗族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其二，便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

虽然部分家谱所载之内容存在一定的夸大溢美之处，但家谱作为仍具有重要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家谱一定程度上真实的反映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就史学角度而言，历代学者都把谱系之学看成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是中国移民史、四川地方史、家谱学等相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从事地方研究的过程中，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家谱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志、政书等文献形成史料上的互补。相对于历史官书更多关注历史重大事件及变迁，家谱中则侧重于记载下层社会的各家族的生活，例如地方家族与当地官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族之间的通婚联姻，宗族的迁徙经历、宗族的构成，其祠堂的组织、结构、规模、数量、管理范围，与官府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史书、档案、地方志、私人传记、诗词文集对于巴蜀地区社会面貌上的部分记述不足的问题。而随着明清、民国年间巴蜀地区的家谱不断兴修，关于巴蜀地区人口迁移、经济状况、生活风貌、宗法制度、民俗信仰等方面的记载情况亦愈发详细。有助于研究巴蜀地区宗族文化发展历程，了解巴蜀地区的地域特点，进一步深化、全面、详细了解巴蜀地区社会家族内部构造情况。

从这一角度而言，《集成》收录之巴蜀地区的家谱，既为学界从地方史、经济史、人口迁移史、宗族文化史、区域史、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角度入手，进一步研究明清至民国时期这段历史期间巴蜀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又将在具体的深入研究之中，推动上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便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家训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家训、家风、家范、家典等内容，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成》中所收录的家谱中记有族约、宗规、家训、家礼、家箴等，这些内容既是封建伦理，也是道德行为约束规范。通过对巴蜀地区家谱的系统整理、广泛收录能增强巴蜀地区家族成员对其家族的认知，进一步深化感受宗族文化的熏陶，使家族文化得以代代传承。

更为重要的是，巴蜀地区的家族文化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 整理巴蜀家谱，进一步激发巴蜀文化的时代活力，对于巴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时代价值。

其四，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多论述，如2013年12月首次提出“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强调“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后，习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场合均强调了“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多次重要讲话，均提出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发生了从“批判性继承”到“两创”的变化。

巴蜀地区的家族文化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整理、研究巴蜀家谱，可以进一步激发巴蜀地区民众的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巴蜀文化的时代活力。同时，对于巴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时代价值。

于2023年3月22日

图文来源于“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公众号（2025年3月5日）。

编辑：中华传统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