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乃立国之本，师道为育才之魂。在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教育家精神既承载着“经师”“人师”相统一的千年师道传统，更彰显着落实“十四五”教育规划、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的时代使命。中华传统文化学院立足巴蜀文化沃土，以“根植传统、回应时代”为学术担当，自2023年9月起集结20余位青年学者组成讲师团，为中小学讲授“教育家精神”专场讲座30余场、覆盖2000余人次。这些立足校内外、辐射基础教育的探索，不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四川历史名人精神更好地融入蜀地青少年学习生涯，也让“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形象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本报即期起推出学院选送文稿，弘扬教育家精神。

四川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涌现出苌弘、文翁、张栻等教育名家。晚清年间，资州骆成骧以“主忧臣辱”的殿试策论震动朝野，成为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这位出身七里沟的寒门士子，一生践行经世致用之学，以谋民生福祉为己任。

心系谋福于民生。举凡事关功名利禄，他踪迹全无；而事关国计民生，他则争谏不让，晚年仍守护着四川教育的火种。骆成骧的故事为我们今天弘扬教育家精神提供了四川实例。

从寒门书生到金榜题名

同治四年（1865），骆成骧生于四川资州舒家桥七里沟骆家老宅。家道中落，父亲骆文廷虽为秀才，却难以养家；母亲勤俭持家，以纺织补贴家用。骆成骧自幼立志改变命运，家境贫寒却好学不倦。无油点灯，他以天地为纸，水为墨，白日在灰坝练字；夜晚与母亲共点油灯，寒暑不辍。

至光绪元年（1875），骆成骧随父踏入成都锦江书院之门。寒窗苦读数载，1884年年底岁试，其试文得知州高培谷及襄理考试杨锐等诸公的青睐，特置首选。骆成骧以榜首考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师从当时的经学大家、湘楚大儒王闿运先生。尊经书院不志科举，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教学时弃八股之陈规，授国学之精髓，兼及西方科学之新知。业师王闿运门生遍布天下，主张通经致用，致力于培育经世的人才。这都为骆成骧日后的教育理念及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殿试策》这篇千余字的宏文中，骆成骧远引三代、汉唐古训，近鉴清初康乾良策，直击时弊，提出整军练兵、严惩贪墨、厉行节俭、兴修水利四项“自强之策”。整军练兵方面，他剖析晚清军事衰弱之因，在于训练不实、将帅无能，建议皇帝亲临阅兵，严明赏罚，激励将士。惩治贪墨方面，他指出财政困局源于官吏冗多、贪腐严重，建议皇帝亲核名实，裁减冗费，罢黜贪官，以正官场风气。厉行节俭方面，他强调财政需开源节流，批判铺张浪费，建议整顿官场，减轻百姓负担。兴修水利方面，他回顾先秦治水史，指出水利难兴之根源在于懒政，建议内地大兴水利，发展农业，减少对东南粮仓的依赖。其策引经据典，直指时弊。骆成骧还力陈“自强之策”乃必行、可行、能行之道，只要“怀必践之志，操必胜之勇，悬必赏之诺”，必能“化祸为福，转败为胜”。此番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光绪帝，骆成骧因此被钦点为癸未科状元。

积极投身维新变法

骆成骧中状元后，依例被授任为翰林院修撰。1897年春，骆成骧曾担任春闱房考官。为唤醒国民意识，他与杨锐、刘光第等人携手，在北京创立了“蜀学会”，其宗旨在于“讲授新学，开启风气，为当今自强之道”。次年，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骆成骧又与杨锐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蜀学堂”，致力于传授新式学科。同年7月，清廷正式决定设立京师大学堂，骆成骧被委以首席提调官的重任。在筹建初期，学校事务纷繁复杂，骆成骧为便于工作，吃住皆在校内，事无巨细均亲自过问，对新式高等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精力。

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际，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诏书以推行新政，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骆成骧作为提调，全权负责筹建事宜。然而，正当他全身心投入筹建工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打破了这一切。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骆成骧的救国之心并未因此消退。从此，他便坚定地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

教育理念

1912年底，骆成骧应都督胡景伊之邀，出任四川官立高等学校校长一职。在执掌该校期间，他积极引进西方学术成果，增设新学科，革除旧有陋习，为四川教育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开创了教育新篇章。辛亥革命后，学制变革，教育部决定取消高等学堂，四川高等学堂面临关停危机。骆成骧深感四川学子前途堪忧，不顾教育部禁令，在四川省教育司支持下，于1913年2月及7月连续招收两届正科新生，共213人。为确保学生学籍合法，他亲赴教育部请求认可，力图延续高等学堂，为四川近代大学创立奠基。

1914年，骆成骧拟继续招生，但未获批准。次年9月，他以四川高等学校名义向四川巡按使陈宦呈文，详述四川创办大学的六大紧迫理由，并提议在四川高等学校基础上改办四川大学，初步规划设四科，招生十二班。遗憾的是，此建议未被采纳，改办大学之事遂被搁置。至1916年5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蔡元培总长的领导下，决定将四川高等学校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合并，改办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骆成骧则在该校担任国文课教师之职。

同年6月，陈宦离川北上之际，以兴办学生军之名赠予骆成骧四千元大洋。骆成骧高风亮节，分文未取，而是将这笔款项全部用于支撑已近崩溃边缘的四川高等学校，由此成为四川大学史上首位捐赠如此巨额资金以兴学重教的先驱者。同年9月，四川高等学校最后一届毕业生毕业离校。此时，全省中学毕业生已逾四千人，而高校招生名额却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升学需求。鉴于此，骆成骧再次联合省城各校校长、社会名流及地方绅士，共同上书四川省长公署，恳请“主持地方筹款”，在四川高等学校之基础上“迅速筹建大学”。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省议会终于决定在四川高等学校之基础上，由省财政拨款改办国立四川大学，至此，高等学校得以保留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骆成骧深知教育之重，致力于改革与实践。他常言：“误人子弟，恶如男盗女娼。”因此，对教学质量要求极高。他的教育思想深远，认为教育不仅应传授知识、培养读写，更需塑造完全人格与强健体魄。一次，骆成骧之子从德国归来，谈及德国对东方柔术的研究。骆成骧深受启发，意识到国家危亡之际，强化体魄、掌握格斗技能至关重要。于是，他毅然倡导武术教育。恰逢成都武士会每年举办武术比赛，为振兴武士会，骆成骧亲自募集、捐赠筹金，在成都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创建国术馆，积极推广武术教育，强健国民体魄。有人问骆成骧：“你是个文人，是以文章大魁天下而名显于世的，为啥要弃文从武了呢？”他说：“我不是弃文从武，而是要文武皆备。”并深刻阐述文武之道的辩证关系：“当下国贫民弱，若不思尚武自强，则华夏危矣！”此外，他还为资中武庙题写对联：“孔夫子、关夫子，两位夫子；著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以此强调中华文化中文武同源之道。

骆成骧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有着状元的出身，也具备一定的政治才能，然而他的仕途却并不顺利。这主要是因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他所做出的选择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民国建立之后，骆成骧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作为。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新旧思想的冲突。这反映出在帝制结束、共和刚刚建立的新旧交替时期，历史人物从士大夫阶层向民国士人转变过程中的矛盾，这也是当时社会转型的普遍规律。从这个角度而言，骆成骧是近代四川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经历复杂且多面，但在这背后，更多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士人群体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