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四川师大报》，2025年3月21日。

“一门三父子”的苏家能够人才辈出，对于古人和今人都有很多启示。通过苏轼、苏辙兄弟的成长，可以感受苏家在后代教育上的态度，而通过苏轼对子女的教诲以及对后生的教育态度，也可一窥苏轼的教育理念。

接受的父母家庭教育

苏洵并非如苏轼兄弟二人一样，是年少成名的天才，少年苏洵志不在学。在欧阳修为其所作《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中记载：“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虽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发愤图强后的苏洵并没能一飞冲天，反而屡战屡败。虽然经过长久的努力和沉淀，做到“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但苏洵的考运似乎一直不佳，景祐四年（1037年），苏洵京师礼部考取进士，未被录取；景祐五年（1038年），苏洵举茂才异等又不中；庆历六年（1046），苏洵赴京赶考再次落榜，从此便“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这一年苏轼十岁，苏辙七岁，从此苏洵将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年少不学，后来发奋读书又一直未能高中的苏洵，自然对年幼的孩子严加管束，不能让他们重蹈自己的覆辙。苏轼曾梦到少年时父亲检查功课的情形，“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梦中父亲检查自己看《春秋》的情况，然而自己才看到开篇后的桓公和庄公处，这让梦中的苏轼感到如同挂在钩上的鱼。可以想见作为父亲的苏洵在检查儿子功课方面，要求相当严格。苏辙的记忆中，则展现了苏家的学习环境，苏辙在《藏书室记》回忆儿时书房:“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显然苏家藏书非常丰富，并且十分重视读书，认为读书能够治身、知人，同时将书作为重要的家产传给子孙。而少年的苏家兄弟熟读史书，常互相研讨，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诗云:“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

在苏轼和苏辙的成长中，母亲程夫人的教诲举足轻重，苏辙给苏轼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及程夫人：“公生十年，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夫人不仅知书达理，也是一位坚韧豁达的女性，“奋厉有当世志”。她的墓志铭记载：“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生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无戚焉。’”苏洵在外游学考试，皆是程夫人亲自教授两个儿子，除了在知识上的教育，程夫人对孩子更深远的影响还表现在为人处世上，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记载善良的程夫人“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几年后，鸟雀信任亲人，将巢筑在低处，甚至能看到巢中的雏鸟。

通过苏洵和程夫人的记载，可以窥见，苏洵是一位严格、爱读书的父亲；程夫人是一位坚韧、智慧的母亲；而苏家具有丰富的藏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

对子女的家庭教育

作为父亲的苏轼与其父苏洵的风格截然不同。苏轼是一位善于发现孩子优点并进行积极鼓励和夸奖的家长。不同于苏洵的望子成龙，经历少年成名但一生坎坷的苏轼，在为幼子苏遁做的《洗儿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大约因为作为人中龙凤的自己“被聪明误一生”，便告诫孩子“养气勿吟哦，声名忌太早”。所以总体上而言苏轼并未期待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人中龙凤。在苏轼的诗文中，可以发现多处他对几个儿子的褒奖，而且苏轼还因材施教，尊重不同孩子的性情和爱好。长子苏迈长于政务，苏轼说“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并在送给苏迈的砚台上做铭文鼓励他：“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二子苏迨性格强硬，不热衷世俗之事，苏轼便说“诸子惟迨，好学而刚”，“迨好学，知为楚辞，有世外奇志”，并在《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中对苏迨的诗大加赞赏：“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而对于两人经常有诗歌唱和的三子苏过，苏轼则说“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和。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除了极力夸奖，苏轼对儿子也有语重心长的关爱，在给苏迈的一封书信中苏轼可谓事无巨细的叮咛：“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一位乐观、热忱、温情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

对后生的鼓励与海南兴学

苏轼善于夸奖并非仅针对自己的孩子，他对后生的奖掖提携也体现了这一点。在夸奖后辈上，也从来不吝言辞，苏轼评价黄庭坚：“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苏轼评价秦观：“屈、宋之才。”并且苏轼如欧阳修一样，善于发现人才，在《答李昭玘书》中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苏轼也愿意通过自己的声名提高后辈的影响力，《宋史·文苑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除了对北宋文学创作团体的重要影响，被贬谪在外的苏轼在文教事业方面也有重要建树。苏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被贬海南，海南的生存环境恶劣，“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去海南前，苏轼甚至已经做好不能再回来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海南生活的苏轼，依然尽己所能改变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苏轼以载酒堂为教学地点，“敷扬文教”，“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经过苏轼的兴学，崇宁元年（1102）的乡试中，姜唐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人。大观三年（1109）符确赴京殿试中进士，成了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即（正德）《琼台志》所载：“琼之有士始于儋。”苏轼得知此事，高兴地写下了“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通过对苏洵夫妇的家庭教育，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有品行与高义的天才的形成。而通过苏轼对子女的教育，则展现了苏轼作为父亲时的平和与善于夸奖。苏轼对门生的态度和生命最后几年的海南兴学，则彰显了一位士大夫的担当与社会责任感。

编辑：中华传统文化学院